明朝末年,努尔哈赤一十三幅盔甲起兵反明,由于明朝腐败,战略政策屡屡失误,辽东大地逐渐被满军吞噬,到了崇祯二年东北大部地区已被满清控制,东至大海,西至辽东边墙,北接嫩江,南抵鸭绿江。
史书记载,1627年-1635年,皇太极征服了朝鲜及漠南蒙古。
虽然在崇祯二年时,对漠南蒙古的征服尚未完全完成,但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,使得蒙古部分部落与后金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或处于其控制之下。
所以皇太极才能率领八旗军绕道蒙古攻入长城。
崇祯二年,辽东半岛与辽西走廊这片辽阔大地,尚未落入满清之手。
山海关外,明军仍保留着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,可这股力量,恰似被缚住手脚的巨兽,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威力。
辽东将门的多数将领,仿佛已彻底失去了进攻的斗志。
尤其是身负经略辽东重任的那位将领,一心奉行铸城自守之策。
面对满清的军事威胁,他完全丧失了与之进行野战的勇气。
在他们心底,始终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观念:己方骑兵实力远逊于满清,若贸然发起野战,无疑是自取灭亡。
唯有据城坚守,依靠城墙上架设的大炮,才可能赢得一线生机。
明军仰仗的红衣大炮,虽威力惊人,却因过于笨重,移动极为困难,根本无法拉至野外作战。
而像虎蹲炮这类相对轻便的火炮,又有着致命弱点——杀伤力不足。
更糟糕的是,官场腐败盛行,军费被层层克扣,致使这些大炮的质量毫无保障。
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,成了他们为避战行为找寻的“完美”托辞。
也许有人问了,遭遇小股满清骑兵时,他们总能勉强鼓起些许勇气吧?
但无奈官员腐败严重,每次发放给士兵的粮饷都难以足额。
辽东将门的将领们,对此不仅熟视无睹,反而还从中截留一部分,以饱私囊。
如此一来,普通士兵的处境凄惨无比。
就如当初克难军最初吸纳的那些人,皆是一副落魄模样。
为保全自身安全与地位,辽东将门纷纷自行培养一批家丁。
他们对这些家丁悉心照料,从武器装备到生活物资,无一不是选用最好的。
因此,这些家丁的战斗力确实颇为强劲。
然而,家丁数量有限,充其量勉强应对小股满清骑兵。
即便如此,将领们还不敢轻易过多动用家丁,毕竟培养一名家丁花费不小,每损失一人,他们都痛心疾首。
种种现象,深刻地暴露了当时明军内部的腐败,也为辽东局势的日趋严峻埋下了隐患。
这些对宋天明来说不算是什么问题,他有枪有炮,只要人员上去了,跟满清打野战也不怕。
克难军的火枪比同时代的火枪打的更远,也打的更准,具有射程上的优势。
克难军的大炮就是野战炮,比红夷大炮更轻,一匹马就能拉着走,更加适合打野战。
而缴获来的马匹组成的骑兵,可以侦查,又可以追击敌人。
在没有大部队围攻的前提下,克难军确实可以横着走。
自从大炮第一次实战之后,结果就变得不一样了。
白天时分,一旦遭遇小股满清骑兵,他们便果断出击,将其一举歼灭;若是碰上大股骑兵,则迅速隐蔽起来。
得益于在空中监视的老鹰,他们行动自如,如鱼得水。
待到夜幕降临,便是他们主动出击的时刻。
作战时,炮兵率先发动攻击,以炮火开路;步枪兵则迅速包抄,堵住农庄出入口;骑兵则瞅准时机,乘虚而入,进行收尾。
如此一套流程下来,那些仅有低矮城墙或是木头篱笆防护的农庄,很快便沦为一片废墟。
之后,他们会展开一系列行动:杀掉作恶的鞑子,仔细甄别并除掉可恶的汉奸,解救那些饱受奴役的奴隶,进一步扩充自身队伍。
一个月后,唐老三的一连,赵老四的二连,王老五的骑兵连,李老六的炮兵连,田小七的后勤保障连人数都破120了,成为名副其实的连长,而宋天明也成为600人的加强营营长。
由于鞑子的无私贡献(气血),后来加入的克难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强化,但至少都能够恢复健康,靠着手中的武器也可以大杀四方了。
此时的宋天明看着手下的强兵悍将,觉得自己可以玩点大的了。
满清在长城内折腾大明帝国,那他就在城外折腾满清。
满清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城市,一是兴京(赫图阿拉),二是盛京(沈阳),要是进攻这两个城市,想必满清一定会很紧张吧。
宋天明率军挥师北上,目标直指盛京。
打蛇要打七寸,捅鞑子刀子那当然是直捅心脏,盛京可不就是鞑子的心脏嘛。
在行军途中,他们被满清骑兵发现,然而这次,宋天明并未选择躲避。
若是遭遇小股骑兵,他便直接下令让骑兵连上前迎敌。
如今骑兵连的骑射水平,丝毫不逊色于满清骑兵。
而且,骑兵连的人马皆披上了一层藤甲,正是三国时期那种坚韧的藤甲。
这藤甲极为坚固,鞑子的弓箭难以穿透,弯刀也无法劈开。
反观这些鞑子,自身并没有如此精良的盔甲,甚至连棉甲都为数不多,毕竟大部分都被皇太极带走了。
所以,这些小股鞑子骑兵在骑兵连面前,往往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,便纷纷落马。
要是碰上大股骑兵,宋天明则先设法吸引他们主动进攻,随后,大炮齐发,以猛烈的炮火进行狂轰;步兵则全力射击,压制敌人;最后,骑兵乘胜追击。
如此一套连贯的战术下来,保证敌人一个都逃不掉。
当然,克难军的行军路线并非直线前行,而是迂回曲折。
这是因为他们要将沿途的农庄尽数摧毁,解救被奴役的汉人奴隶。
随着部队不断前进,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多。
尤其是越靠近盛京,被奴役的汉人奴隶数量越多,相应地,他们解救出来的人也就越多。
倘若没有“契约”的约束,宋天明必定会为军队的忠诚问题头痛不已,毕竟在军事管理中,确保部下的忠诚,向来是最难解决的难题之一。
若是没开挂,宋天明哪敢这么浪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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