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家（三）
归途有光
工棚里弥漫着汗味、药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滞重气息。李建国半靠在咯吱作响的硬板床上，左腿裹着厚厚的纱布，直挺挺地伸着，隐隐渗出的血迹已变成深褐色。床头柜上，那管印着玉兰花的护手霜静静躺着，像一枚小小的勋章，提醒着他远方的牵挂。手机屏幕亮着，上面是妻子杨素芬刚发来的信息：“麦子熟了，等你回来收。”
“等你回来收。” 这简单的几个字，像滚烫的麦芒扎进他心里。往年这时节，他该是顶着毒日头，挥舞镰刀，汗水砸在干燥的麦茬地上噗噗作响。如今，他却像个废人似的躺在这里，连翻身都牵扯着伤腿钻心地疼。他烦躁地抓了把头发，枕下那个小布包硬邦邦地硌着脑袋——里面是赔偿金和工伤期微薄的补贴，远不够他计划的数目。儿子的手机？妻子的洗衣机？都成了泡影。更让他喘不过气的是，家里那十几亩沉甸甸的麦子，金黄的麦浪仿佛透过手机屏幕，沉沉地压在他胸口。
省城狭小的出租屋里，空气凝滞得如同铅块。李文杰盯着电脑屏幕上那封冰冷的辞退邮件，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。项目失败，他成了那个被推出去的替罪羊。主管最后那句“能力不足，好自为之”还在耳边嗡嗡作响。他颓然倒在椅子里，目光扫过墙角那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——里面是给父亲买的护腰理疗带，给母亲挑的新款智能电饭煲，现在都成了无声的嘲讽。他摸出手机，指尖在母亲的名字上悬停了很久，最终颓然放下。怎么开口？说工作丢了？说灰溜溜地要回家？他抓起桌上半瓶廉价白酒，猛灌了一口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，也灼烧着最后一点残存的自尊。
窗外，城市的霓虹依旧冷漠地闪烁，映着他年轻却写满迷茫与疲惫的脸。
小院里的槐树开花了，细碎的白色花瓣簌簌落下，像一场无声的雪。杨素芬坐在门槛上，脚下摊着一堆刚收下来的、带着阳光余温的新麦。她粗糙的手指灵活地揉搓着麦穗，饱满的麦粒沙沙地落入簸箕。手机放在旁边的小凳上，屏幕暗着。她不时抬头望向院门那条土路，仿佛下一秒，那两个熟悉的身影就会从路的尽头出现。丈夫的腿怎么样了？儿子在城里是不是又熬夜了？朱大爷昨天还来问，说杨老师那边等着回话……纷乱的思绪缠绕着她。她停下动作，拿起那管护手霜，挤出一点乳白色的膏体，在手心慢慢揉开。冰凉的膏体渐渐被体温融化，渗入那些纵横交错的裂口里，带来一丝短暂的舒缓。她望着自己这双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手，又望向远处那片等待收割、在风中翻涌着金色波浪的麦田，眼神渐渐变得沉静而坚定。不能等了。
第二天天刚亮，杨素芬就锁好了院门。她换上了那身走亲戚才穿的、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，把剩下的钱仔细缝在内衣口袋里，又把那管护手霜揣进另一个口袋。她最后看了一眼那片沉甸甸的麦田，背起一个半旧的帆布包，踏上了去往南方工地的长途汽车。车窗外的田野飞速倒退，她攥紧了口袋里的护手霜，仿佛攥着一点微弱的勇气。
南方的空气湿热粘稠，巨大的建筑工地如同一个喧嚣的钢铁丛林。杨素芬站在工地门口，尘土和机器的轰鸣扑面而来，让她有些眩晕。她报上李建国的名字和工棚号，门卫狐疑地打量着她这个风尘仆仆、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农村妇女，最终还是挥了挥手。
工棚里光线昏暗，气味浑浊。杨素芬一眼就看到了靠坐在角落床铺上的丈夫。他瘦了一大圈，脸色灰败，受伤的腿僵硬地搭着，裤管挽起，露出裹着纱布的小腿和脚踝的肿胀。才几个月不见，他眼窝深陷，两鬓的白发刺眼地冒出来。
“素芬？！”李建国猛地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，随即又被巨大的慌乱和窘迫淹没，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家里麦子……”
杨素芬没说话，几步走到床边。她放下帆布包，蹲下身，手指带着长途跋涉的微凉，小心翼翼地、极轻地碰了碰丈夫肿胀发亮的脚踝。
“疼得厉害不？”她问，声音很轻，却像锤子砸在李建国心上。
李建国喉结剧烈滚动了几下，想扯出个笑，嘴角却僵硬地向下撇去。他猛地别过脸，肩膀难以抑制地微微耸动起来。这个在工地上流血淌汗从不吭一声的汉子，此刻像个委屈又无助的孩子，所有的强撑和伪装在妻子无声的触碰下土崩瓦解。泪水无声地淌过他沟壑纵横的脸颊，砸在粗糙的被单上，洇开深色的斑点。
杨素芬默默地看着他颤抖的背影，从帆布包里拿出毛巾，走到门口公用的水龙头前，用凉水浸透，拧干。她走回来，把凉凉的毛巾轻轻敷在丈夫肿胀的脚踝上。冰凉的触感让李建国身体一颤，他慢慢转过满是泪痕的脸。
“赔……赔的钱，不够。”他声音嘶哑干涩，带着浓重的鼻音，“工头说……说工地有责任，但……但签的合同……是我自己不小心……”他语无伦次，羞愧和无力感几乎将他淹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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