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 年的春风裹着柳絮掠过村庄时，大嫂的孕吐正像地里疯长的野草般难缠。
清晨的露水还凝在菜畦的菜叶上，她就扶着院墙干呕，胃里翻涌的酸水呛得眼眶发红，额角的碎发被冷汗粘在苍白的脸颊上。
大哥蹲在旁边，用粗布手巾蘸了井水绞干，轻轻按在她后颈上，手巾的凉意里混着他掌心常年握农具磨出的茧子温度：“忍忍，娘说吐得凶是丫头心疼娘，知道把奶水先让给娘喝。” 他指尖蹭过大嫂嘴角的酸水，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枝头的杏花。
孕吐最厉害那月，大嫂瘦得锁骨都凸了出来，看见糙面馒头就反胃。大哥半夜摸黑去邻村的河沟里下网，冰凉的河水没到膝盖，捞上来的鲫鱼在竹篓里扑腾，鱼鳞上的银光映着他冻得发紫的嘴唇。
回家时天刚蒙蒙亮，他把鱼剖好炖成奶白的汤，用豁了口的粗瓷碗盛着吹凉，勺柄上还沾着没刮净的鱼鳞。“尝尝，放了咱自个种的葱段，香。” 大嫂捧着碗小口喝着，鱼汤的热气熏得她眼眶湿润，却在看见大哥裤腿上未干的泥渍时，突然把碗推回去：“你也喝，下河冻着了吧。”
大哥却把她的手重新按在碗上，粗粝的拇指擦过她手背上暴起的青筋：“我是男人，皮糙肉厚，你跟肚里的娃才是金贵的。”
入夏后大嫂的脚踝开始水肿，布鞋紧得像箍在肉上。大哥收工回来总先端来木盆，用晒了一天的温水给她泡脚。
他粗糙的手掌揉着她肿胀的脚背，指腹划过凸起的血管，像犁地似的轻轻碾着。“昨儿听接生婆说，多揉揉腿脚，生的时候顺溜。”
他说话时眼睛盯着她圆滚滚的肚子，看见哪里动了一下，就赶紧把耳朵贴上去听，胡子茬蹭得大嫂发痒，却逗得她笑出了眼泪。
有次他揉着揉着突然抬头，眼里映着煤油灯的光：“等娃生下来，我去集上给你扯块花布，做件新褂子，你穿红的肯定好看。”
大嫂摸着他被太阳晒得脱皮的后颈，没说话，只是把脚往温水里又缩了缩，水面上漂着他搓下来的薄茧。
临产前那几晚，大嫂疼得整夜睡不着，翻身时肚子压得床滑 “吱呀” 响。大哥就披着褂子坐在炕沿，给她揉腰眼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山歌。
月光从窗棂漏进来，照见他下巴上冒出的胡茬，还有袖口磨出的毛边。“要不咱去公社卫生院吧？” 大嫂疼得冒汗，手指攥着被角发白。
大哥却把她的手包在自己掌心里，指腹摩挲着她指节上的薄茧：“接生婆说了，你这身子骨结实，在家生就行，我守着你。” 他的掌心全是汗，却热得像炕洞里的炭火。
生产那天产房里的血腥味浓得化不开。大嫂咬着毛巾疼得浑身发抖，指甲把大哥的手背掐出了血印子。
他蹲在炕边，用布巾一遍遍擦她额上的汗，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：“使劲啊媳妇，看见娃的头了！” 当宁宁的哭声终于划破空气时，大哥瘫坐在地上，看着接生婆把血淋淋的孩子抱起来，突然伸手去摸大嫂汗湿的头发，指尖触到她后颈上的热痱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直到护士把宁宁抱到面前，他才颤抖着伸出手，却在碰到孩子软乎乎的小脸蛋时猛地缩回 —— 那双手刚在灶膛里添过柴火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黑灰。
大嫂抱着宁宁喂奶时，大哥蹲在炕边看了又看，突然起身从柜底摸出个布包。里面是他攒了半年的鸡蛋，还有块藏了很久的红糖。“快冲碗糖水喝，下奶。” 他把红糖块放进搪瓷缸，开水冲下去时，糖块在水里慢慢化开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
大嫂喝着糖水，眼泪掉进缸子里，和红糖水混在一起。大哥伸手替她擦泪，却不小心碰倒了缸子，糖水洒在她胸襟上，洇出深色的花。“你看你，笨手笨脚的。” 大嫂笑着骂他，却在他低头去擦时，看见他鬓角不知何时添了根白发，在煤油灯下亮得刺眼。
在那个 “宁可舍小家，也要保大家” 的计划生育年代，生育政策如同高悬的利剑，严格地规范着每一个家庭的人口数量。然而，传统的 “传宗接代” 观念在大哥心中根深蒂固，大哥他一心盼着能有个儿子，延续王家的香火。
当大嫂再次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大队妇女主任很快就找上门来。那是一个阴沉的午后，乌云压得很低，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。
妇女主任坐在堂屋的木椅上，苦口婆心地劝说：“现在政策严，超生影响的不只是你们一家，这是为了大家好啊！” 她的话语中带着无奈，却又充满着坚定的使命感，每一个字都像重锤，敲打着大哥大嫂的心。
大哥蹲在墙角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眼神里满是纠结与不甘。
大嫂则坐在一旁，紧紧地护着微微隆起的腹部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他们知道违反政策的后果，但对儿子的渴望让他们最终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—— 离家躲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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