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的烈日炙烤着工地，搅拌机的轰鸣声中夹杂着蝉鸣，我抱着图纸站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前，望着聚集在警戒线外的村民，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。
三天前，因木粉飞扬引发的争执还历历在目，此刻他们紧锁的眉头和交叉的双臂，仍像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我们之间。
“各位叔婶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是想说说我们整改的新方案。”
我展开图纸铺在长条桌上，图纸边缘被晒得微微卷起。指尖划过标注着隔音墙的平面图，“这堵隔音墙高四米，用空心砖加吸音棉，既能挡住木粉，又能降低切割噪音。”
人群中有人伸长脖子凑近细看，李大爷拄着拐杖往前挪了两步，浑浊的眼睛盯着图纸上的线条。
说到木粉处理环节时，我调出手机里的照片：“我们打算在仓库安装脉冲除尘器，收集的木粉会定期运到生物质燃料厂。”
话音未落，王婶突然开口：“说得好听，上次不也说盖防尘网？结果风一吹全散了！” 她身旁几个村民跟着点头，现场气氛瞬间紧绷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掏出检测报告：“这是第三方机构的数据，除尘器效率能达到 98%。而且我们准备雇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负责日常清理，既能解决就业，也方便大家监督。”
人群中响起细碎的议论声，张大哥挠着头说：“要是真能在家门口挣钱，倒也不是不行。”
随着讨论深入，气氛渐渐缓和。我把带来的笔记本摊开：“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提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李大爷用拐杖轻点地面：“要是下雨天，木粉堆会不会被冲进排水沟？” 这个问题让我眼前一亮，赶紧记录下来。
接下来的两个小时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建议，从排水沟改造到运输路线规划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。
夕阳把工棚的影子拉得很长时，原本剑拔弩张的村民们，竟围坐在一起讨论起木粉回收的细节。
这场风波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我。深夜的办公室里，台灯下摊满了《工业粉尘治理技术》《循环经济案例集》，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各类环保设备的参数。
我频繁往返于图书馆和建材市场，向设计院的老工程师请教除尘系统设计，甚至跑到邻市的木材加工厂实地考察。
那些日子，手机里存满了与专家的通话录音，笔记本上画满了各种方案草图。
白天的走访同样艰辛。记得第一次敲开王婶家的门，她隔着防盗门打量我：“又来做工作？” 我举起手里的果篮：“就想听听您的难处。” 屋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，墙角的被褥上落着薄薄一层木粉。
王婶抹着眼泪说：“我孙子最近总咳嗽，医生说是吸入性过敏......” 这些真实的困境，比任何数据都更刺痛我。
此后的半个月，我走遍了村子里每一户受影响的家庭，泛黄的记事本上，不仅记着各家的诉求，还标注着老人的药费清单、孩子的入学时间。
在不断的摸索与调整中，新的治理方案逐渐成型。当我们带着改良后的设计再次来到村里时，村民们眼中的戒备早已换成期待。
看着他们主动帮忙搬运材料，听着工地上偶尔传来的笑声，我知道，这堵横亘在我们之间的 “墙”，终于被真诚与行动推倒了。
在和村民们的交流中，我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想和工厂闹僵，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
有一位大爷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伙子，我们也知道工厂不容易，但我们这日子也没法过啊。只要你们能把木粉管好，我们也不想天天来闹。”
大爷的话让我深受触动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经过多方考察和研究，我决定在厂区内增加一套先进的除尘设备，从源头上减少木粉的产生和飘散。
这个决定遭到了厂里一些老员工的反对，他们觉得成本太高，而且不一定能有效果。老孙也劝我：“厂长，这设备可不便宜，万一效果不好，钱就打水漂了。”
我理解他们的担忧，但我更清楚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工厂和村民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深，最终影响到工厂的发展。
“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成本，要从长远考虑。” 我对大家说，“只有解决了污染问题，工厂才能安稳发展，才能和村民们和谐共处。”
在我的坚持下，除尘设备很快就安装调试好了。看着原本飞扬的木粉被设备牢牢锁住，厂区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，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为了进一步增进和村民的关系，我还组织厂里的员工和村民一起举办了一场联谊活动。在活动上，我们一起包饺子、拉家常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村民们对工厂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，他们看到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努力。
几个月后，当我再次来到村民家里回访时，那位圆脸的大姐拉着我进屋，非要给我塞几个刚摘的自家种的西红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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