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间墙角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，把闷热的空气搅得愈发浑浊。我盯着考勤表上歪歪扭扭的签名，指尖在 “老董” 那栏反复摩挲。
三天前辞退他时，对方涨红的脸还在眼前晃 ——“我在这干了八年，你说换就换？” 可想起上个月的 “架空事件”，后颈的冷汗又冒了出来。
那天暴雨冲垮了原料仓库的防雨布，车间主任请假，按我定下的 “权力下放” 制度，本该由老董牵头组织抢修。
可等我从总厂开会回来，看见的却是十多个工人聚在休息室打牌，仓库里的聚乙烯颗粒泡得发胀，顺着排水沟往外淌。
“董班长说等雨停了再弄，急啥？” 一个年轻工人叼着烟说，老董则蹲在门口抽闷烟，看见我只抬了抬眼皮。
那晚我在办公室坐到后半夜，烟灰缸里的瓜子皮堆成了小山。刚来我退行 “权力下放” 时，我以为给各班组长足够的自主权，能激发他们的责任心。
可现实是，老董把签字权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，考勤表上的代签越来越多，次品率三个月涨了七个百分点。
更让我心寒的是，事发当天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担责，那些平日里喊着 “王厂长放心” 的面孔，在真正需要担当的时候都缩进了人群里。
“人有几个对你忠诚？” 我对着空荡的办公室发问，回声撞在铁皮柜上碎成渣。
窗外的月光把车间的轮廓描得发白，突然想起刚来厂时，我带着七八个工人扛着焊枪在零上三十几度的工地上抢工期，那时谁手里有瓶矿泉水都会分着喝。
现在规模扩大到二十多人，人心却像散沙。我猛地抓起笔，在管理日志上划掉 “分层授权” 四个字，写下 “集中管控”—— 班长只需要带头干活，调度权、考核权必须收回来。
做出决定的第二天，我在早会上宣布新规定时，能感觉到底下的骚动像水面下的暗流。
老卞把安全帽转得飞快，他是车间里资格最老的，据说是刚建厂时他就来了，此刻眼神里的担忧藏不住。
散会后他拽着我到吸烟区：“厂长，这么一来，怕是有人要闹情绪。” 我弹了弹烟灰，指着堆在角落的报废管道：“去年因为班组协调不当，这批料浪费了三万块，谁闹情绪就让他去跟财务对账。”
物色新班长的过程比想象中难。连续三天，我带着笔记本蹲在车间各个角落观察。
小张手脚麻利，但总趁着巡检躲到厕所玩手机；小李技术过硬，可跟同事说话像吃了枪药，上个月刚跟仓库管理员吵过架。
直到第四天清晨，我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在原料堆前忙碌，才五点半，老陈已经把当天要用的颗粒分好类，袖口磨破的工装沾满白灰，却把台账记得工工整整。
“陈跃春，泰安人，五十有三，工龄六年。” 人事档案上的照片还是四年前拍的，那时他头发没这么白，背也没这么驼。
我翻到奖惩记录那页，密密麻麻记着 “2009 年汛期抢修有功”“2013 年提出颗粒筛选改进建议”。
最让我注意的是去年冬天，他带着两个学徒在野外补口，零下十五度的天气里守了三夜，硬是把泄漏点的合格率提到了百分之百，工程部特意送了面锦旗，现在还挂在会议室。
“老陈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 我喊他的时候，他正蹲在地上帮新来的小伙子调整热熔机参数，满是老茧的手在按钮上灵活地跳动。
听见声音，他慌忙站起来，工装后摆沾着的水泥印蹭在墙上，像幅抽象画。“厂长，您找我？” 他的泰安口音带着怯生生的尾音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淌，在下巴汇成小水珠。
我把一杯凉茶推过去，看着他双手捧着杯子，指关节因为常年握焊枪而变形。
“老董走了，颗粒班缺个领头的。” 他的喉结猛地动了一下，茶水晃出了杯沿。
“我？” 他眼睛瞪得溜圆，“厂长，我没当过官……”“不用你当官，” 我打断他，“就当是领着大伙把活儿干好，每天的生产计划我会亲自下，你负责盯着质量，有解决不了的随时找我。”
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反复摩挲，磨得发白的裤缝更明显了。
“我…… 我试试？” 这句话说得像蚊子哼，可眼里的光却亮得惊人。
我从抽屉里拿出新拟定的岗位职责表，上面清楚写着 “班长月薪上浮百分之三十，享受季度绩效奖金”，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接过表格时差点把茶杯碰倒。
任命宣布那天，老陈站在队伍前面，背挺得笔直，却总忍不住往后看。
我特意让老卞跟他搭档，这对在工地上被称为 “金牌组合” 的搭档，一个在前面下料捆绑皮子，一个擅长在后面用焊枪粘合，去年在金祥花园管道工程中，俩人配合着创造了连续四十天零事故的记录。
散会后，老卞拍着老陈的肩膀笑：“咱哥俩不能并肩作战了，这次可得多盯着点那帮年轻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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