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年初七晚上，回家过年的老陈带着三个伙计出现在厂门口。
他们裹着厚厚的军大衣，行李箱上还沾着长途汽车的泥点。“经理，火车站都关了，我们转了三趟车才摸到这儿。”
老陈搓着冻红的手，声音里满是无奈，“东营去不成，这哥仨总不能干等着吧？”
我看着他们冻得发僵的脚趾，突然想起仓库角落里堆着的待处理管件 —— 年前赶工期剩下的活儿，正好缺人手。
给老板打电话时，我正站在车间的玻璃窗前。外面飘着细碎的雪，老陈他们蹲在台阶上，用树枝在雪地里画着什么。
“让他们跟着老孙先发泡，补口的活儿也让赵师傅带带。” 老板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带着点不容置疑的果断，“招人不容易，让他们先干着。”
老赵是后招来的铲车工，工作认真，年前老卞、老陈、老王三人被撵回家，补口缺人就让老赵代理补口班长。
第二天一早，老陈他们就把发泡机擦得锃亮。“这玩意儿跟娶媳妇似的，得顺着性子来。” 他往料筒里倒着黑色颗粒，老马和小周凑得近，哈出的白气在镜片上凝成了雾。
赵师傅掏出个小本子，铅笔头在纸上飞快地动着，连老李拧阀门的力度都记了下来。我站在车间门口，看着他们围着机器转来转去，突然觉得这被疫情搅乱的日子，好像也生出了点别样的盼头。
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，透过车间高窗斜斜地打下来，在发泡机上镀了层晃眼的金边。
老陈带着三个伙计刚把第三批保温管抬上流水线，老陈正拿着游标卡尺量接口尺寸，车间里弥漫着聚乙烯颗粒加热后的塑料味，混着墙角暖气片散出的铁锈气，是熟悉的工厂味道。
我揣着刚打印好的考勤表往办公室走，鞋底碾过地上的铁屑，发出细碎的咯吱声。
走廊尽头的开水房传来哗哗的流水声，老孙端着搪瓷缸子出来，看见我时眼神莫名闪烁了一下，嘴唇动了动没说话，转身往车间大门外去了。
当时我正琢磨着下午要给老陈他们发新的防护手套，没把这异样放在心上。
办公桌的电话铃突然炸响，尖锐的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。
我抓起听筒，还没来得及说 “您好”，侯副部长的声音就像淬了冰碴子砸过来：“老王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副部长？！”
我握着听筒的手指猛地一紧，塑料机身冰凉的触感顺着掌心往上窜。“侯部，您这是……”
“别跟我装傻！”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，“老陈带了三个人在车间干了快俩礼拜了，我今天才从老孙嘴里知道！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位置坐得太久，该挪挪地方了？”
窗外的风突然变大，卷起地上的废纸贴在玻璃上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。
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，当初请示老板时只想着 “先让他们有事做”，竟忘了按流程知会分管生产的侯副部长。
车间里传来老陈指挥吊装的吆喝声，“慢点，往左挪两公分”，这平时听着踏实的声音，此刻却像根细针，扎得我心头发慌。
“侯部，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，” 我尽量让语气平稳些，指尖却在桌面无意识地划着圈，“当时情况紧急，老板说先让他们跟着练手，我想着您日理万机，老板肯定会跟您……”
“老板老板！你就知道老板！” 他在那头重重拍了下桌子，听筒里传来瓷器碰撞的脆响，“我告诉你老王，这个厂不是老板一个人的！发泡车间归我管，补口工序归我盯，现在突然塞进四个外人，出了质量问题算谁的？！”
走廊里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老孙低着头快步走过，不敢看我办公室的方向。
车间的机器轰鸣声不知何时停了，空气里只剩下电话线路的滋滋声。
我想起昨天检查时，赵师傅补的接口圆润光滑，像裹了层琥珀；想起小周往发泡机里添料时，总把料斗擦得锃亮 —— 这些本该让人欣慰的细节，此刻都成了侯副部长嘴里的 “隐患”。
“他们干活挺利索的，侯部您要是不放心，我让质检组……”
“放什么心？我现在就不放心！” 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喙的强硬，“限你今天下班前，把这四个人给我撵回去！东营的活儿黄了是他们的事，别在我这儿添乱！”
电话被 “啪” 地挂断，听筒悬在半空，余震还在掌心微微发麻。
窗外的阳光移过墙上的生产进度表，在 “东营项目” 那栏投下片模糊的阴影。
车间里又响起了机器启动的声音，闷闷的，像谁堵着嗓子在叹气。我望着桌上那副新拆封的防护手套，白色的橡胶在光线下泛着冷光，突然明白：职场里的信任，就像补口时的热熔胶，少了一道工序，再好的接口也会开裂。
放下侯副部长那通火气十足的电话，我的手心还在冒汗，听筒里残留的余震仿佛还在耳边嗡嗡作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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