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片密密地压在厂区上空，腊月的寒风卷着碎冰碴子敲打着伙房的玻璃窗。
我站在灶台前，手里的铁锅正冒着热气，青椒肉丝的香气混着油雾在空气中弥散开来。
青椒是今早刚从大棚摘来的，翠绿的表皮上还凝着霜花，在案板上切成细丝时发出清脆的咯吱声，每切一刀都迸发出清新的草木气息。
肉丝在酱油和淀粉里腌得恰到好处，下锅时遇上热油，立刻爆出滋啦啦的响声，金黄的油花在锅里欢快地跳动。
我掂了掂锅，火焰腾起半尺高，将肉丝炒得卷曲泛香。青椒下锅的刹那，一股带着甜味的蒸汽扑面而来，熏得眼眶发暖。
尝一口，青椒脆生生地抵在齿间，肉丝的鲜香立刻溢满口腔，比张师傅往日做的确实多了几分灶火气——那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，仿佛锅沿上积年累月的油香都融进了这一盘菜里。
朱科长正在旁边处理西红柿。鲜红的果实在他掌心转动，小刀灵巧地旋去皮膜，露出饱满多汁的果肉。
他切块的节奏轻快利落，砧板上很快堆起小山似的果肉，汁水沿着木板纹路蜿蜒流淌，像一条条细小的溪流。
鸡蛋打在白瓷碗里，筷子搅拌时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，蛋液渐渐泛起细密的泡沫，金黄色的液体在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泽。
这道西红柿炒蛋出锅时，酸甜的香气与青椒肉丝的咸鲜在空气中交织，竟意外地和谐。
我夹起一筷品尝，西红柿的酸味先刺激味蕾，随即鸡蛋的醇厚在舌根化开，糖粒融化后留下的甜意久久萦绕在口腔深处。
蒸馒头的时候，面粉从面袋里倾泻而出，扬起细白的尘雾。我挽起袖子揉面，面粉沾在手臂上，像落了一层初雪。
面团在掌心辗转揉捏，渐渐变得光滑柔韧，手指陷进面里时发出轻微的噗噗声。朱科长负责擀皮，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出规律的咕噜声，每张面皮都圆得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。
高长林推门进来时，带进一阵凛冽的风雪气息。他跺跺脚震落肩上的积雪，呵呵笑着凑到灶台前：“老远就闻见香味了，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？”三人围在灶台边，呵出的白气与锅里的蒸汽融成一片。
高长林顺手接过我手里的面团，他的指节因长年操作机器而粗大隆起，揉面时却意外地灵巧。面在他掌间变换形状，渐渐泛出温润的光泽。
馒头出锅时掀开笼屉，白茫茫的蒸汽轰地涌上天花板，整个伙房顿时云雾缭绕。
待水汽稍散，便看见笼屉里整齐列着胖嘟嘟的馒头，表皮光滑如凝脂，散发着纯粹的面香。趁热咬一口，暄软的内部还冒着热气，麦芽的甜味丝丝缕缕地渗出来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
我们围着方形木桌吃饭时，窗外的雪光映得伙房格外明亮。
铁饭勺碰着铝饭盒发出叮当声响，咀嚼声、谈笑声和碗筷碰撞声交织成温暖的乐章。
高长林说起他吃过东北人的酸菜炖粉条，描述那酸菜爽脆的口感时，我的舌尖竟不由自主地泛起酸味。
朱科长则回忆家乡的腊肉，说到用柏树枝熏制的腊肉带着特殊的香气时，仿佛真有若有若无的烟熏味飘进鼻腔。
饭后收拾碗筷，洗碗水哗哗地响，洗洁精的柠檬香味混着残羹的油气在空气中飘散。
我擦着灶台，手指抚过被多年油烟浸得微微发粘的瓷砖表面，忽然想起张师傅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“创新”做法。
那个秋日的午后，我请张师傅炸盘花生米下酒。本是极简单的活儿，谁知他竟别出心裁地把花生米先泡在水里。
干瘪的花生米在清水中渐渐饱满，表皮泛起褶皱，像老人泡发的指尖。
他沥干水后将花生米倒进油锅，顿时油花四溅，噼啪作响如除夕的鞭炮。待炸好捞起，我夹起一颗放入口中，咬下去竟是韧的，全无花生应有的酥脆。
那种半生不熟的口感实在诡异，像是咬到了一团浸油的棉絮。我强忍着才没当场笑出声，只得借口取东西跑出厨房，躲在仓库里笑得直捶麻袋，笑得眼泪都沁了出来。
后来才听说，这位张师傅原是开小吃部的，难怪做法如此别具一格。
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蒸的馒头。和面机轰隆隆地响过，他便直接取出面团切块上屉，省去了发酵和揉面的关键步骤。
蒸出来的馒头硬得像砖头，表皮泛着死面的灰白色，掰开时几乎不掉渣，嚼在嘴里如嚼棉絮，还得配着水才能咽下去。
工友们私下调侃，说这馒头能当榔头使。
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，便教他传统做法：面团要放在大陶盆里，盖上棉被静静发酵，待面团长出一倍，散发出淡淡的酸香时，再取出反复揉捏，直到面团在手中如丝绸般光滑。
如此蒸出的馒头才会蓬松柔软，掰开时热气裹着麦香扑面而来，内里如云朵般细腻。
自从秦总尝过我炒的菜，每逢招待客人便叫我掌勺。
其实我并非科班出身，只是这些年走南闯北，大小餐馆见识了不少。我炒菜最讲究火候，蔬菜定要脆嫩，肉食须得鲜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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