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腰间悬挂着一枚质地上乘的羊脂白玉佩，价值不菲。
此刻，他正手腕悬空，奋笔疾书，笔走龙蛇，神态间充满了自信与从容，显然是胸有成竹。
他身旁伺候的书童，小心翼翼地不时为他递上新研好的墨汁和裁得整整齐齐的宣纸，那公子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，只用一个微不可察的颔首示意。
原主的记忆碎片中，立刻跳出了这个人的信息——周相之子，周世安。
京城有名的才子，也是本次秋闱呼声最高的状元热门人选。
其父周相，便是当朝宰相，清流派之首。
周世安自幼饱读诗书，名师教导，再加上其显赫的家世背景，此次状元之位，在许多人看来，几乎已是他的囊中之物。
砚台中的墨汁因刚才的耽搁，略微有些凝滞。顾承安小心地滴入几滴清水，拿起墨锭，以一种奇异的、仿佛带着肌肉记忆的熟练动作，缓缓研磨起来。
墨锭与砚台摩擦发出的“沙沙”轻响，意外地让他的思绪如同被墨汁浸染的水纹般，逐渐沉淀、清晰。
他开始在脑中飞速构建这篇策论的框架：
必须从儒家经典入手，引述圣人之言，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坚实的理论依据，占据道德制高点。
结合当下时局——幼帝、权臣、内忧、外患，论证“君臣之道”并非一成不变，需因时制宜，体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深刻理解。
既要维护皇权的正统性，又要巧妙地为摄政王的“代行君权”找到合理性与必要性，甚至要隐晦地为其权力提供某种“规范化”的建议，使其看起来更符合“礼制”。
描绘一幅君臣和谐、国家安定的美好愿景，将落脚点放在“实效”而非“虚名”上，暗合摄政王注重实际权力的心理。
笔尖终于蘸饱了墨，悬在雪白的宣纸上方。
顾承安的手，初始还有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，但当第一个字落下时，便迅速稳定下来。
他融合了原主十年的书法功底和自己那份军人特有的精准与控制力。
他写下开篇第一句：“臣闻，圣人之治天下也，非执一不变之规，必因时制宜，以济苍生。《易》曰‘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’。上古有伊尹放太甲于桐宫，以成其德，而终不失为商之忠臣；近世有周公旦辅成王，居摄践祚，安定周邦，而卒归其政于君。此皆权宜之举，合乎时势，利于社稷者也。”
这段话，看似在引经据典，歌颂伊尹、周公的“权变”之举，实则是在为当下摄政王的“代行君权”寻找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。
伊尹放太甲，是为了教导君主，最终成就了一代明君；周公居摄，是为了稳定周初风雨飘摇的政局，最终也还政成王。
用这两个典故，既肯定了摄政行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“合理性”与“必要性”，又隐晦地提醒摄政王，其最终目标应是“成君德”、“安周邦”，并暗示了“功成身退”的高风亮节。
笔锋流转，思绪如泉涌。
写到阐述时局艰难，需要强有力人物稳定朝政的部分时，一阵极不友善的视线从右侧传来。
顾承安的眼角余光捕捉到，那个锦衣公子周世安不知何时已经停下了笔，正微微侧身，用一种审视和挑剔的目光斜瞥着他的答卷。
察觉到顾承安的回视，周世安非但没有丝毫收敛或避讳，反而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讥讽冷笑，用口型无声地吐出三个字：“落第……书生。”
顾承安心头一凛，一股怒意混合着原主残留的屈辱感瞬间涌起，但他旋即强行压下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重新聚焦于自己的试卷上，心中冷笑：“幼稚的挑衅。”
他定了定神，继续写道：“……今天子冲龄践祚，未能亲政。内有漕运积弊，民生维艰；外有北戎寇边，烽火时惊。正此国事多艰、人心思定之际，若事事拘泥常经，则政令难出紫宸，恐误国事；然若权臣无度，专擅威福，又恐上失君道，下逾臣节，滋生祸端。故臣愚以为，当今之计，莫若仿先贤之意，循《周礼》之制，暂设‘摄政’之位，明定其权责范围，使能者得以尽其才，以安社稷，辅佐圣躬，然亦需时刻谨记君臣之分际，待陛下成年亲政，则完璧归赵，如此，方能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黎民，内安邦国，外慑强邻……”
这段话，堪称在钢丝上跳舞——表面上是在主张“规范”摄政王的权力，为其设定“权责范围”，看似是对皇权的维护和对权臣的约束。
但实际上，“仿周礼设摄政”、“明定权限”恰恰是在为摄政王长期、稳定地掌握实权，提供制度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！特别是最后那句“不逾君臣之分”，看似是底线约束，实则留足了空间，只要“形式”上尊君，实际权力如何运作，便有了极大的弹性。
这既满足了摄政王对权力的需求，又给了清流派一个可以接受的“名分”交代，更重要的是，为将来幼帝亲政后，摄政王是“还政”还是“进一步”，都预留了理论上的转圜余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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