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天八月己未日，司徒黄尚被免职。九月己酉日，任命光禄勋长沙人刘寿为司徒。丙戌日，让大将军、三公各举荐两个刚毅、勇猛、有谋略能当将帅的人，特进、卿、校尉各举荐一人。当初，尚书令左雄推荐冀州刺史周举当尚书。后来左雄当了司隶校尉，又举荐以前的冀州刺史冯直担任将帅。可冯直曾经因为贪污受过罪，周举就拿这事儿弹劾左雄。左雄说：“诏书让我选勇猛的人，又没让我选品行高洁的人。”周举说：“诏书让你选勇猛的人，可没让你选贪污的人啊。”左雄说：“我提拔你，真是给自己找麻烦。”周举说：“以前赵宣子任命韩厥当司马，韩厥按照军法杀了赵宣子的仆人，赵宣子却对大夫们说：‘大家该祝贺我呀！我选韩厥就是让他负责这事的。’现在您不嫌弃我没本事，把我提拔到朝廷，我不敢为了讨好您就不说实话让您蒙羞，只是没想到您的想法和赵宣子不一样啊。”左雄听了很高兴，道歉说：“我曾经侍奉过冯直的父亲，和冯直关系也不错，现在你拿这事儿弹劾我，确实是我的错。”大家听了这事，都觉得周举和左雄挺贤能的。那时候，宦官们都争着卖人情、耍权势，只有大长秋良贺清正廉洁、谦逊忠厚。等到皇帝下诏让举荐勇猛的人，就良贺一个人没举荐。皇帝问他为啥，良贺回答说：“我出身低微，在宫里长大，既没有识人的本事，也没和士人交往过。以前卫鞅通过景监才见到秦王，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不会有好下场。现在要是因为我的举荐让别人得到官职，对他们来说不是荣耀而是耻辱，所以我不敢举荐。”皇帝听了很赞赏他。
冬天十月，烧当羌的那离带着三千多骑兵侵犯金城，被校尉马贤打败了。
十二月戊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
大将军梁商看小黄门南阳人曹节他们在宫里挺有权势，就派儿子梁冀、梁不疑和他们交朋友。可其他宦官嫉妒梁商受宠，就想陷害他。中常侍张逵、蘧政、杨定等人和皇帝身边的人合起伙来，一起诬陷梁商和中常侍曹腾、孟贲，说：“他们想召集各王子，谋划着废立皇帝，应该把梁商他们抓起来治罪。”皇帝说：“大将军父子是我亲近的人，曹腾、孟贲是我信任的人，肯定不会干这种事，肯定是你们嫉妒他们。”张逵他们知道皇帝不信他们的话，害怕了，就假传圣旨，在宫里把曹腾、孟贲抓起来了。皇帝听说后，气得不行，赶紧让宦官李歙去把曹腾、孟贲放了，还把张逵他们抓进了监狱。
评论
永和二年至三年的历史，延续了东汉中期“治乱交织”的困局。这一时期，边疆叛乱与内部权斗相互纠缠，士大夫的理性建言与权贵的短视行为激烈碰撞，既展现了王朝局部自救的可能性，也暴露了制度性崩坏的不可逆性。
边疆治乱：局部破局难掩整体颓势
这两年的边疆局势呈现“局部平息与深层危机并存”的特点。
武陵蛮与白马羌的平定：永和二年，武陵蛮二万围充城、八千寇夷道，太守李进“破平之”后，通过“简选良吏，抚循蛮夷”实现郡境安定；广汉属国都尉也击破白马羌。这些胜利依赖于“军事镇压+安抚治理”的组合策略，证明边疆叛乱并非不可控，关键在于地方官是否具备“恩威并施”的能力。
象林蛮叛乱的连锁反应：与武陵形成对比的是交趾象林蛮区怜的叛乱。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、九真兵救援，却因“兵士惮远役”引发兵变，反被叛军攻击，导致“蛮势转盛”。这场叛乱的扩大，暴露了东汉边疆治理的结构性缺陷——过度依赖军事征调，忽视士兵权益（如远役无还期），最终“以暴制暴”演变为“兵叛助敌”。
李固针对象林蛮叛乱的“七不可”谏言，堪称东汉边疆政策的“清醒剂”。他反对征发荆、扬、兖、豫四州兵赴援，理由直击要害：荆扬有盗贼、武陵蛮未平，征发必引发新乱（不可一）；士兵远役万里、死亡率高（四五成），必致叛亡（不可二、三）；军费消耗巨大（米六十万斛），得不偿失（不可五）；且“发将无益”，前例证明州郡官更可靠（如张乔平益州羌）。最终，朝廷采纳其建议，任祝良为九真太守、张乔为交趾刺史，二人“开示慰诱”“单车入贼中”，竟以和平方式平定叛乱。这一案例印证了李固的核心主张：边疆治理的关键在“人”（选任勇略仁惠的地方官）与“策”（以夷制夷、恩威并施），而非单纯依赖中央大军。
然而，这种“局部破局”难以复制到全局。东汉后期，地方官的选拔越来越受制于外戚、宦官，像李进、祝良这样的能吏只是少数，更多人要么贪暴激反，要么无能避战，边疆的暂时安定终究是“个案侥幸”。
权斗升级：宦官与外戚的“暗战”与反噬
这一时期的内部权斗，围绕“宦官集团的分化”与“外戚梁商的自保”展开，矛盾更趋隐蔽却也更凶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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