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先想杀杜畿来树立威严，同时看看杜畿的反应，就在杜畿的府门前杀了主簿以下三十多人，杜畿却神色自若，没被吓到。这下卫固说：“杀了他也没什么好处，还落个坏名声，况且他还在咱们掌控之中。”于是就表面上尊奉杜畿。杜畿对卫固、范先说：“卫先生、范先生，你们在河东威望高，我就仰仗你们成事了。不过既然咱们是一起做事，成败都得共同承担，大事得一起商量。”杜畿任命卫固为都督，代理郡丞事务，兼任功曹。手下三千多将士官吏，都由范先统领。卫固等人很高兴，虽然表面上侍奉杜畿，心里却没把他当回事。
卫固想大规模征兵，杜畿很担心，就劝卫固说：“现在一下子征太多兵，会惊扰众人，不如慢慢用钱财招募，这样比较好。”卫固觉得有理，就听从了，结果招到的兵很少。杜畿又劝卫固等人说：“人都顾家，各位将领和属官，可以让他们轮流休息，有急事再召集他们，也不难。”卫固等人怕违背众人意愿，又答应了。这样一来，好人在外面，暗中成了杜畿的助力；坏人分散，各自回家了。
正好这时白骑攻打东垣，高干进入濩泽。杜畿知道各县都归附自己，就出城，只带着几十名骑兵，到坚固的壁垒中坚守。很多官员和百姓都献出城池帮助杜畿，没过几十天，杜畿就聚集了四千多人。卫固等人和高干、张晟一起攻打杜畿，攻不下来，去抢夺其他县，也没什么收获。
曹操派议郎张既到关中，让马腾等将领一起出兵攻打张晟等人，把他们打败了，还杀了卫固、张琰，其他人都被赦免。
从这以后，杜畿治理河东，一心推崇宽厚仁惠。百姓有打官司的，杜畿就给他们讲清道理，让他们回去好好想想。那些父老乡亲听了都自责，都不好意思再打官司了。杜畿鼓励百姓耕种农田、种植桑树，督促大家发展畜牧，结果百姓家家都过上了富足的日子。之后，他又兴办学校，推举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人，修整军备，河东地区就此安定下来。杜畿在河东当了十六年太守，政绩一直是天下最好的。
秘书监、侍中荀悦写了《申鉴》五篇，上奏给朝廷。荀悦是荀爽哥哥的儿子。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曹氏手中，天子只能恭敬无为。荀悦一心想进谏忠言，却没机会施展抱负，所以写了这本书。这本书大概说的是：治理国家的方法，首先要清除四种祸患，然后推崇五种政事。虚伪会扰乱人的欲望，私欲会破坏法律，放纵会逾越正轨，奢侈会败坏制度，这四种不除掉，政令就没法施行，这就是四种祸患。发展农业和桑蚕业，让百姓能养活自己；明辨好恶，端正社会风气；宣扬文化教育，彰显教化成果；建立军事防备，保持国家威严；明确赏罚制度，统一法令，这就是五种政事。如果人不怕死，用刑罚就吓唬不了他们；如果人不珍惜生命，用善举也难以劝导他们。所以在上位的人，要先让百姓财富充足，稳定他们的思想，这就是养生。善恶要看功劳和罪过，毁誉要根据实际验证，听到言论要考察事实，推举名声要查看实际，不能让弄虚作假的行为扰乱民心。这样就能避免奸邪怪异之事，让百姓没有不良风气，这就是正俗。荣辱是赏罚的精华所在。所以用礼教和荣辱来影响君子，感化他们的内心；用刑具和鞭打来约束小人，改变他们的行为。如果教化废止，普通人就会堕落成小人；如果教化推行，普通人就能成为君子，这就是章化。在上位的人必须有军事防备，以防不测，国家太平时，把军事力量融入内政，有战事时，就用于战争，这就是秉威。赏罚是为政的关键。君主不随意赏赐，不是舍不得钱财，而是随意赏赐就无法激励善行；不随意惩罚，不是怜悯受罚的人，而是随意惩罚就无法惩治恶行。赏赐不能激励善行，就是阻止人们行善；惩罚不能惩治恶行，就是纵容人们作恶。在上位的人能做到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，不纵容下面的人作恶，国法就能确立，这就是统法。四种祸患消除了，五种政事建立起来，诚心施行，坚守不变，简约而不懈怠，宽松而不疏漏，这样垂衣拱手、谦逊礼让，天下就能太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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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十年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向曹魏集权过渡的关键节点。这段史料不仅勾勒出军事征伐的壮阔图景，更暗藏着权力更迭中的人性抉择、治理逻辑与制度转型，其历史经验对理解权力运作与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现代启示。
军事胜利背后的战略与人性
曹操攻克南皮的战役，展现了危机决策中的领导力本质。当曹操因士卒伤亡欲暂缓进攻时，曹纯以“县师深入，难以持久”点破军事僵局的核心——孤军深入的战略劣势下，犹豫即意味着溃败。他“自执桴鼓以率攻者”的行动，将决策转化为士气动员，最终突破僵局。这种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的军事智慧，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成为胜负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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