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天,七月,魏公曹操到达阳平。张鲁本想献出汉中投降,他弟弟张卫却不肯,率领几万人守住关隘,沿着山势修筑了十多里长的城墙。一开始,曹操听了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的说法,说“张鲁容易攻打,阳平城下南北两山相距很远,很难防守”,就信以为真。等他到了实地一看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,就感叹说:“别人的估计,很少能符合实际啊。”曹操攻打阳平山上的各个营寨,山高险峻,很难攀登,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,士兵伤亡众多,军粮也快吃完了,曹操有点灰心,就想撤军,截断山路回去,还派大将军夏侯惇、将军许褚去叫山上的士兵回来。结果前军夜里迷路,误打误撞进了张卫的另一个营寨,营中的士兵大惊,纷纷溃散。侍中辛毘、主簿刘晔等人在后面,告诉夏侯惇、许褚说“我们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敌人的重要营寨,敌人都逃走了”,夏侯惇他们还不信。夏侯惇亲自去看了,才回去报告曹操,然后进兵攻打张卫,张卫等人趁夜逃走。张鲁听说阳平关已经失守,又想投降,阎圃说:“现在被迫去投降,功劳肯定不大;不如先投奔杜濩、朴胡,抵抗一阵,再去投降,这样功劳就大多了。”于是张鲁逃到南山,进入巴中。手下人想把宝物、仓库都烧掉,张鲁说:“我本来就想归顺朝廷,只是还没实现。现在逃跑是为了避开曹军锋芒,没有恶意。这些宝物仓库,都是国家的。”于是把它们封存起来后离开。曹操进入南郑,对张鲁的做法很赞赏。又因为张鲁本来就有归降的心意,就派人去慰问劝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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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二十年是三国历史中极具张力的一年。这一年里,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大势力围绕地盘、资源与战略主动权展开了密集博弈,既有刀光剑影的军事冲突,也有纵横捭阖的政治交锋,每一处细节都折射出乱世之中权力游戏的残酷逻辑与人性复杂。
曹操的西进扩张:从政治铺垫到军事碾压
建安二十年的开篇,曹操便以政治手段巩固权力——立女儿曹氏为皇后,通过联姻强化“魏公”身份的合法性,为后续篡汉之路铺设阶梯。而其军事行动的重心,则直指汉中张鲁,这一决策背后暗藏着深远的战略考量。
曹操西征张鲁的路径充满艰险,从武都入氐时遭遇氐人阻拦,他果断派张合、朱灵击溃敌军;四月至河池,面对氐王窦茂万余人的恃险顽抗,竟采取“攻屠之”的极端手段。这种铁血手腕既是对边疆部族的震慑,也暴露了曹操统一进程中的残酷底色。而金城诸将斩杀韩遂献上首级,则标志着曹操彻底肃清了关中、凉州的反对势力,为西进汉中扫清了侧翼威胁。
然而,曹操进攻阳平关的过程却一度陷入困境。起初轻信“张鲁易攻”的情报,实地考察后才发现山地险峻、防守严密,久攻不下之际甚至萌生退意。最终因张卫军营的意外溃散而侥幸得手,这一插曲既显示了军事行动的偶然性,也反衬出曹操集团在情报研判上的失误。张鲁投降前“封藏仓库”的举动,既保全了自己的名声,也为曹操顺利接管汉中奠定了基础,成为乱世中难得的“体面投降”案例。
孙刘荆州之争:同盟裂痕的公开化
建安二十年的核心矛盾,当属孙刘两家围绕荆州的激烈争夺。这场冲突的根源,早在刘备“借荆州”时便已埋下伏笔,而随着刘备夺取益州,矛盾终于全面爆发。
回溯历史,孙权对荆州的觊觎由来已久。周瑜、甘宁曾多次提议取蜀,孙权也曾试图与刘备联合西进,却被刘备以“宗室之情”“曹操威胁”等理由拒绝。刘备一方面以“被发入山”的誓言阻止孙权西进,另一方面却自己率军攻取刘璋,这种“双重标准”让孙权怒斥其“猾虏挟诈”,同盟的信任基础已荡然无存。当刘备占据益州后,孙权派诸葛瑾索要荆州诸郡,刘备以“图凉州后再还”拖延,彻底点燃了战火。
吕蒙取三郡的过程堪称经典战术案例:他先以文书劝降长沙、桂阳,集中力量攻打零陵;面对郝普坚守,又利用信息差,通过邓玄之传递“刘备被困汉中、关羽自顾不暇”的虚假情报,迫使郝普投降。而鲁肃与关羽的“单刀会”,则将这场冲突推向高潮——鲁肃有理有据地斥责刘备“愆德堕好”,从道义上占据上风;关羽以“乌林之役功劳”辩解,却难以掩盖刘备集团背盟的事实。最终,曹操进攻汉中的压力成为转折点,刘备被迫妥协,双方以湘水为界瓜分荆州,暂时维系了脆弱的和平。
值得注意的是,诸葛瑾“公会相见、退无私面”的举动,在兄弟分属敌对阵营的背景下,既坚守了政治立场,也保全了私人情谊,成为乱世中难得的操守范例。
权力游戏的底层逻辑:利益至上的现实法则
建安二十年的历史片段,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本质——没有永恒的同盟,只有永恒的利益。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的每一次决策,都围绕着“扩张地盘、壮大实力”这一核心目标展开:曹操攻汉中是为了打通入蜀通道,形成对刘备的战略压制;孙权争荆州是为了掌控长江中游,确保江东安全;刘备拖延还荆州则是为了保留北伐跳板,实现“隆中对”的战略蓝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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