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寿评论说：诸葛亮担任丞相，安抚百姓，明确法规制度，精简官职，因时制宜，推心置腹，公正无私；对国家尽忠、对时政有益的人，即使是仇人也一定奖赏；触犯法令、懈怠失职的人，即使是亲人也一定处罚；认罪态度好、真心悔改的人，即使罪行严重也一定释放；花言巧语、掩饰过错的人，即使罪行轻微也一定严惩；善事再小也会奖赏，恶行再小也会贬斥；对各项事务都很精通，能抓住根本，根据名分来要求实际效果，厌恶虚伪不实的人。最终在蜀汉境内，人们都既敬畏他又爱戴他，刑法政令虽然严厉，却没有人怨恨，因为他做事公平，劝诫明确。可以说他是懂得治理国家的杰出人才，是仅次于管仲、萧何的人物啊！
评论
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诸葛亮晚年北伐的最后时光，以及他去世后蜀汉的权力震荡，其中既有军事博弈的智慧较量，也有人性复杂的深刻呈现，更暗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密码。
五丈原对峙：心理战背后的生死博弈
五丈原的百日相守，堪称古代军事心理战的经典范例。诸葛亮为逼司马懿出战，不惜以“巾帼妇人之服”羞辱，试图打破曹魏的战略僵持。这一行为看似激进，实则是蜀军粮草不济下的无奈之举——长期对峙对远道而来的蜀汉军队极为不利。而司马懿的“怒而上表请战”，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：通过向魏明帝请战，既维护了武将尊严，又将不战的责任转移给朝廷，避免军心动摇。
诸葛亮对这场心理战的本质看得透彻：“彼本无战情，所以固请战者，以示武于其众耳。”他深知司马懿的拖延战术背后，是对蜀军后勤短板的精准拿捏。而司马懿询问诸葛亮“寝食及事之烦简”的细节，则暴露了其战略核心——不追求战场速胜，而是通过消耗对手主帅精力拖垮蜀汉。当得知诸葛亮“夙兴夜寐，罚二十已上皆亲览，所啖食不至数升”时，司马懿断言“其能久乎”，这一判断最终竟成谶语。这种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智慧，展现了顶级军事家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把握。
巨星陨落：权力真空下的忠诚与背叛
诸葛亮之死引发的连锁反应，撕开了蜀汉内部潜藏的矛盾裂缝。“死诸葛走生仲达”的典故，既体现了诸葛亮生前布防的周密，也反衬出司马懿对其的忌惮之深。司马懿巡视蜀军营垒时感叹“天下奇才”，这既是对对手的尊重，也暗含着对蜀汉未来的判断——失去诸葛亮的蜀国，已不足为惧。
魏延与杨仪的权力冲突，是蜀汉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。魏延“勇猛过人，善养士卒”却“性矜高”，杨仪“干敏”却与魏延“有如水火”。诸葛亮在世时“深惜二人之才，不忍有所偏废”，但未能从制度上解决二人的根本矛盾。费祎曾对孙权解释“仪、延之不协，起于私忿耳”，但这种私忿在权力真空状态下迅速升级为军事冲突。魏延“率所领径先南归，所过烧绝阁道”的行为，虽如史料所言“实无反意”，却客观上造成了蜀汉的内耗；杨仪斩杀魏延并“夷延三族”的狠辣，也暴露了其权力欲的膨胀。这场内斗不仅削弱了蜀汉军力，更打破了诸葛亮苦心维持的权力平衡，为蜀国的衰落埋下伏笔。
千秋功过：诸葛亮的治政遗产与历史评价
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“识治之良才，管、萧之亚匹矣”，精准概括了其治政成就。“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”的执法原则，“开诚心，布公道”的执政理念，使蜀汉在三国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清明气象。诸葛亮临终前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自馀饶”的家产申报，更是古代官员廉洁自律的典范，与其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精神形成呼应。
但诸葛亮的执政也存在争议：对魏延“异道会于潼关”的奇谋“制而不许”，虽体现了其稳健风格，却也被质疑为“怯”；“罚二十已上皆亲览”的事必躬亲，虽彰显责任心，却导致“食少事烦”的健康透支，也抑制了下属能力的发挥。这种“事无巨细，咸决于己”的管理模式，在其身后造成了人才断层——蒋琬、费祎虽能守成，却无诸葛亮的全局视野，蜀汉逐渐失去进取之力。
历史启示：性格、制度与国运的交织
这段历史揭示了多重启示：其一，领导者的性格与健康直接影响团队命运，诸葛亮的过度操劳既是美德也是隐患；其二，制度建设比个人能力更重要，诸葛亮未能解决的内部矛盾，最终成为蜀汉的致命伤；其三，对手的尊重是最高的褒奖，司马懿的“天下奇才”之叹，超越了政治立场的局限，成为对诸葛亮能力的最佳注脚。
“死诸葛走生仲达”的民谚，“食少事烦，其能久乎”的判断，“天下奇才”的感叹，共同构成了对诸葛亮晚年的立体写照。他的忠诚、智慧与遗憾，他身后的权力博弈与国家兴衰，都成为三国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篇章，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领导力、团队管理与国家治理的深刻镜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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