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天，六月，都乡穆侯赵俨去世。
秋天，七月，吴国将军马茂想谋杀吴主和大臣，响应魏国，事情泄露，他和同党都被灭族。
八月，任命太常高柔为司空。
蜀汉甘太后去世。
吴主派校尉陈勋率领屯田的士兵和工匠三万人，开凿句容中间的道路，从小其到云阳西城，开通集市，修建仓库。
冬天，十一月，蜀汉大司马蒋琬去世。
十二月，蜀汉费祎到汉中，巡视防守情况。蜀汉尚书令董允去世，任命尚书吕乂为尚书令。董允心地公正，能提出好建议，纠正错误，尽忠尽职，蜀汉后主很敬畏他。宦官黄皓，善于逢迎，聪明伶俐，蜀汉后主很喜欢他。董允对上严肃地规劝君主，对下多次责备黄皓。黄皓害怕董允，不敢胡作非为，在董允活着的时候，黄皓的职位最高不过是黄门丞。费祎让选曹郎汝南人陈祗接替董允做侍中，陈祗庄重严厉有威严，多才多艺，还很有心机，所以费祎觉得他有才能，越级提拔他。陈祗和黄皓内外勾结，黄皓开始参与朝政，一路升迁到中常侍，掌握权力，最终导致国家灭亡。自从陈祗受宠，蜀汉后主对董允的怨恨越来越深，觉得董允以前轻视自己，这都是因为陈祗迎合后主心意，黄皓在中间不断挑拨的缘故。
评论
这段史料聚焦于三国中期魏、蜀、吴的内政与军事动态，各方的决策得失与权力博弈，深刻揭示了三国走向的关键转折：
曹魏：权臣冒进与战略空耗
曹爽主导的骆谷伐蜀，堪称一场由政治野心驱动的军事灾难。作为大将军，曹爽为立威名，无视司马懿的劝阻，在夏侯玄、邓飏等人的怂恿下，以十万大军强攻汉中。这场战役暴露了曹魏高层的致命缺陷：
战略短视：既未考量汉中地形险要（兴势天险易守难攻），也未解决后勤难题（关中至前线运输线过长，牛马死亡过半，民夷流离），最终陷入“进不得战、退遭截击”的困境。
权力倾轧隐现：曹爽与司马懿的分歧已从战略延伸至权力层面，司马懿以“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”警示夏侯玄，实则暗含对曹爽集团的压制，为日后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。
国力虚耗：此战导致“关中为之虚耗”，曹魏虽未伤及根本，却暴露了宗室掌权的低效，反衬出司马懿集团的稳健。
蜀汉：守成中的隐患初显
蜀汉在此期间呈现“外稳内忧”的态势：
军事防御的成功：王平在兴势之战中以弱势兵力据险死守，费祎救援时“临危不乱（与来敏对弈自若）”，最终截击曹爽大获全胜，展现了蜀汉将领的战术素养。但这种胜利更多依赖地形与对手失误，缺乏主动出击的实力。
权力交接的优劣：蒋琬让权于费祎，体现了蜀汉内部的权力平稳过渡。费祎“高效处理政务却不废宴乐”的能力，与董允“终日忙碌仍嫌不足”形成对比，既凸显人才差距，也暗示蜀汉后续人才凋零的困境。
宦官干政的开端：董允在世时，黄皓“位不过黄门丞”，而陈祗取代董允后，与黄皓“相表里”，开启宦官预政的潘多拉魔盒。这一变化不仅是人事更迭，更是蜀汉政治生态恶化的起点——从“贤臣制约”转向“佞幸弄权”，为后期覆灭埋下祸根。
东吴：储位之争撕裂国本
东吴的核心矛盾聚焦于太子和与鲁王霸的储位之争，这场内斗几乎摧毁了孙权晚年的统治根基：
从“二宫并尊”到党同伐异：孙权最初对两子“礼秩如一”，却未明确嫡庶界限，导致群臣分裂。全琮、杨竺等依附鲁王，陆逊、顾谭等维护太子，最终演变为残酷清洗——陆逊被“数遣中使责问”愤懑而死，顾谭、张休流放或赐死，吾粲下狱诛杀。这场内斗使东吴损失了陆逊等核心重臣，朝堂元气大伤。
孙权的决策失误：作为君主，孙权对储位之争的处理堪称昏聩：既不早定太子权威，又纵容鲁王结党，事发后以暴力清洗代替制度解决，甚至对功勋卓着的陆逊痛下狠手。这种“以猜忌驭下”的统治方式，彻底动摇了东吴的政治信任。
局部建设的有限价值：东吴同期虽有“凿句容中道”等基建举措，试图改善交通与经济，但在储位之争的大背景下，这些努力难以扭转国势下滑的趋势。
共性启示：权力平衡与战略理性的重要性
三国在此阶段的发展轨迹，印证了两个历史逻辑：
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决定国运：曹魏因宗室与权臣的矛盾埋下内变伏笔，蜀汉因人事更替开启腐败缺口，东吴因储位之争撕裂统治基础，三者皆因权力失衡走向衰落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。
战略决策需匹配实力与环境：曹爽伐蜀的冒进、孙权对储位问题的拖延，皆因决策者忽视现实约束（曹魏后勤短板、东吴嫡庶伦理），最终付出沉重代价；而王平、费祎的成功，则在于对自身实力与地形优势的精准把握。
这段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：曾经支撑三国鼎立的核心力量（如东吴的陆逊、蜀汉的董允）或陨落或被替代，而新的权力结构又充满隐患，三国的统一结局，在此时已初现历史的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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