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国任命司空郑冲为司徒，左仆射卢毓为司空。卢毓坚决推辞，推荐骠骑将军王昶、光禄大夫王观、司隶校尉琅邪人王祥，朝廷下诏没答应。王祥这人特别孝顺，继母朱氏对他很不好，但王祥对她更加恭敬谨慎。朱氏的儿子王览，才几岁的时候，每次看到王祥被母亲打骂，就哭着抱住母亲；母亲让王祥做不合理的事，王览就和王祥一起去。长大后，两人都娶了妻子，母亲虐待王祥的妻子，王览的妻子也赶紧过去陪着一起干活。母亲对此很担心，才稍微收敛了一些。王祥渐渐有了名声，母亲却更加嫉妒他，还偷偷想用毒酒害死王祥。王览知道后，直接跑过去抢酒，王祥争着不让他喝，母亲赶紧把酒杯夺回去。从那以后，母亲给王祥食物，王览总是先尝。母亲怕毒死王览，就不再这么做了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王祥隐居了三十多年，不接受州郡的征召。母亲去世后，他伤心过度，瘦得不成样子，要拄着拐杖才能起身。徐州刺史吕虔征召他做别驾，把州里的事务交给他，徐州境内因此变得安宁，政治教化也推行得很好。当时的人还编了歌谣说：“海沂地区能太平，全靠王祥；国家治理得好，别驾功劳少不了！”
十一月，吴国的孙綝升任大将军。孙綝自恃高贵，傲慢无礼，经常做出一些没礼貌的事。孙峻的堂弟孙宪曾经参与诛杀诸葛恪，孙峻对他很好，他官做到右将军、无难督，还能平定九卿的事务。孙綝对孙宪的待遇比孙峻的时候差，孙宪很生气，就和将军王惇密谋杀掉孙綝。事情泄露后，孙綝杀了王惇，孙宪服药自尽。
【内核解读】
甘露元年（公元256年），是三国后期充满转折与暗流的一年。这一年里，魏、蜀、吴三国各自上演着权力更迭、军事交锋与内部动荡的大戏，看似局部的事件却悄然为三国最终的走向埋下了伏笔。
曹魏：司马氏权势的稳步扩张
曹魏朝堂在这一年呈现出司马氏集团持续巩固权力的鲜明态势。正月刚过，司马昭便获赐象征最高礼仪的衮冕之服与赤舄，这一赏赐绝非普通的荣誉加身，而是其政治地位超越寻常臣子的明确信号。到了八月，司马昭更进一步被加授大都督，获得“奏事不名”“假黄钺”的特权——“奏事不名”意味着他面见皇帝时无需自报姓名，彰显着君臣礼仪的松弛；“假黄钺”则赋予其代天子出征、专断杀伐的大权，这两项特权的获得，标志着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威已近乎巅峰。
与此同时，魏帝曹髦的表现耐人寻味。他在太极东堂与儒生辩论夏少康与汉高祖的优劣，力挺少康；又在太学中与诸儒探讨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，展现出深厚的学识素养。曹髦对少康的推崇颇具深意，少康是夏朝“中兴之君”，在国家衰微中重建王朝，这或许暗含着他对重振曹魏皇权的渴望。他与司马望、王沈、裴秀等大臣讲宴论道，给予特殊礼遇，试图构建自己的政治班底，但“性急请召欲速”的细节，也透露出这位年轻皇帝在司马氏高压下的焦虑与无奈。
朝堂人事调整同样暗藏玄机。司马孚升任太傅、高柔任太尉、郑冲任司徒，这些任命看似正常的官员更替，实则是司马氏集团与曹魏旧臣势力的微妙平衡。卢毓推辞司空之位时举荐的王昶、王观、王祥等人，皆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名臣，朝廷最终未允其辞，既体现了对卢毓的信任，也反映出曹魏试图维系官僚体系稳定的努力。而王祥“卧冰求鲤”式的至孝故事被载入史册并广为流传，既是对传统伦理的推崇，也暗含着乱世中对道德秩序的呼唤。
蜀汉：姜维北伐的滑铁卢与国运转折
蜀汉在这一年的命运因姜维北伐的惨败而急转直下。年初姜维进位大将军，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，这为他继续推行北伐战略提供了更大的权限。然而，当时蜀汉经过多次北伐，国力已显疲态，“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”的评价，正是蜀汉内部对北伐战略的普遍质疑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魏将领邓艾的深谋远虑。他从双方实力、军备状态、后勤补给、兵力部署等五个维度，精准预判了姜维的进攻路线与作战意图。邓艾指出姜维可能利用南安、陇西的羌谷补给，或夺取祁山的千顷熟麦作为外仓，这种对战场细节的把控，为曹魏的防御战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七月的段谷之战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。姜维先是出祁山遇阻，转攻南安又被邓艾据险击退，最终在段谷遭遇惨败。这场失败的直接原因是镇西大将军胡济失期未至，导致姜维孤军作战，但深层原因则是蜀汉国力难以支撑长期北伐、内部对姜维战略的分歧日益加剧。“士卒星散，死者甚众”的惨状，不仅重创了蜀汉军队的有生力量，更引发了蜀人对姜维的普遍怨恨。姜维被迫自贬为卫将军行大将军事，其北伐事业遭遇重创，蜀汉的军事优势自此荡然无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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