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会那时候正受司马昭的宠信，听说了嵇康的名气，就跑去拜访他。嵇康呢，大大咧咧地坐在那儿打铁，也不跟钟会客气。钟会要走的时候，嵇康问他：“你听到了啥来的，又看到了啥走的？”钟会没好气地回他：“听到了该听的来的，看到了该看的走的！”就这么着，钟会心里对嵇康记恨上了。山涛当时担任吏部郎，他推荐嵇康接替自己的职位。嵇康就给山涛写了封信，说自己受不了世俗那一套，还对商汤、周武王这些人有点儿瞧不上。司马昭听说这事儿后，特别生气。嵇康跟东平的吕安关系很好，吕安的哥哥吕巽诬陷吕安不孝，嵇康还出面为吕安作证，说没这事儿。钟会就趁机在司马昭面前说坏话：“嵇康以前就想帮毋丘俭造反，而且吕安和嵇康在世上名气都挺大，可他们言论放荡，对社会风气和教化都有害，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把他们除掉。”司马昭听了，就把吕安和嵇康都杀了。嵇康以前去拜访过隐士汲郡的孙登，孙登就跟他说：“你这人啊，才华是有，但见识不够，在现在这个世道，想不惹麻烦可不容易啊！”
司马昭一直头疼姜维老是来捣乱，有个叫路遗的宫廷骑兵主动请求去蜀国当刺客，把姜维给解决了。从事中郎荀勖就劝司马昭：“您现在可是天下的主宰，应该靠着正义去讨伐那些不服从的人，要是用刺客这种手段去对付敌人，这可没法给天下人树立榜样啊。”司马昭觉得他说得挺对。荀勖是荀爽的曾孙。
司马昭还想着大规模讨伐蜀汉呢，可朝廷里的大臣大多觉得不行，只有司隶校尉钟会一个劲儿地劝他干。司马昭就跟大臣们解释说：“自从平定寿春叛乱以来，咱们已经休战六年了，这段时间整治军队、修缮武器，就是为了对付吴、蜀这两个敌人。现在吴国地盘大，而且地势低洼潮湿，攻打起来比较费劲，不如先把巴蜀给搞定。三年之后，借着长江顺流而下的优势，水陆一起进攻吴国，这就跟当年晋国灭虢国再取虞国一样，是个好机会。算起来，蜀汉的士兵有九万，驻守成都和防备其他地方的至少得四万，那剩下能打仗的也就五万左右。现在咱们把姜维牵制在沓中，让他没办法往东支援，咱们直接指向骆谷，从他们防守空虚的地方打进去，去袭击汉中。就刘禅那糊涂样，边境的城池一旦被攻破，成都城里的男女老少肯定人心惶惶，蜀汉也就离灭亡不远了。”于是，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，都督关中地区的军事。征西将军邓艾却觉得蜀汉那边还没露出啥破绽呢，多次提出反对意见。司马昭就派主簿师纂去当邓艾的司马，跟他说明白这事儿，邓艾这才接受命令。
姜维知道这事儿后，赶紧上表给蜀汉皇帝：“听说钟会在关中整治军队，打算进攻咱们，咱们应该赶紧派左右车骑将军张翼、廖化，带领各路军队分别守住阳安关口和阴平的桥头，提前做好防备。”可黄皓迷信巫鬼，觉得敌人肯定不会打过来，就劝蜀汉皇帝别管这事儿，大臣们也都不知道这情况。
【内核解读】
景元三年（公元262年）的历史记载，如同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三国末年魏、蜀、吴三方势力的命运轨迹。这看似平常的一年，实则暗藏着决定天下走向的关键伏笔，政权内部的腐朽与挣扎、理想与现实的碰撞，共同奏响了三国时代的尾声序曲。
蜀汉：姜维困局与朝廷溃烂的双重绝境
蜀汉的衰落在这一年呈现出加速态势，核心矛盾集中在姜维的军事困境与朝廷的政治腐败两大维度。
姜维作为蜀汉后期的军事支柱，其处境堪称悲壮却又无奈。出身魏国降将的他，始终以“兴复汉室”为己任，却陷入了“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，用之无厌”的恶性循环。廖化的警告“兵不戢，必自焚”，不仅是对姜维军事策略的否定，更道破了小国穷兵黩武的必然结局。侯和之战的失败，让姜维被迫退守沓中，而这场失败背后，是蜀汉国力的根本性枯竭——常年征战导致的兵源短缺、物资匮乏，早已让这个偏安一隅的政权不堪重负。
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。宦官黄皓的专权与姜维的生存危机形成了尖锐对立。当姜维请求诛杀黄皓以清君侧时，后主刘禅的反应极具讽刺性：他既承认黄皓的问题（“往董允每切齿，吾常恨之”），却又以“趋走小臣耳”为由姑息养奸。这种“知恶而不除”的态度，暴露了蜀汉最高统治者的昏庸与懦弱。姜维最终“求种麦沓中，不敢归成都”的选择，不仅是个人的恐惧，更是蜀汉军事核心与政治中心彻底割裂的象征——前线将领不得不以屯田为名自保，政权的离心力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姜维的困境具有典型的悲剧性：他身负重任却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，坚持北伐却违背了蜀汉国力的现实，最终在“忠君”与“存国”的矛盾中进退维谷。而黄皓的专权并非孤立现象，它标志着蜀汉后期官僚体系的全面溃烂，当一个政权的核心决策被宦官与佞臣操控，其覆灭只是时间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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