癸卯日，魏国册立卞氏为皇后，她是昭烈将军卞秉的孙女。
【内核解读】
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，是三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曹魏发动了对蜀汉的灭国之战，一系列军事行动与政治博弈交织，不仅敲响了蜀汉的丧钟，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透过《资治通鉴》对这一年的记载，我们能清晰看到政权兴衰中的战略抉择、人性挣扎与历史的偶然必然。
曹魏的灭蜀决心：政治与军事的双重驱动
景元四年的曹魏政权，已完全掌控在司马昭手中。年初“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，又辞不受”的记载，表面是司马昭的“谦让”，实则是魏晋禅代前的政治铺垫——通过灭蜀之功巩固权威，为篡魏建晋积累资本。这种政治诉求直接转化为坚定的军事行动。
司马昭的灭蜀战略极具针对性：
邓艾督三万余人趋沓中，牵制蜀汉核心将领姜维，使其无法回援腹地；
诸葛绪督三万余人守武街桥头，切断姜维退路；
钟会统十余万主力分三路攻汉中，直击蜀汉门户。
这套“牵制+阻截+强攻”的组合拳，精准击中了蜀汉兵力分散、核心依赖姜维的弱点。而“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，司马昭斩以徇”的铁血手段，则彻底统一内部思想，展现了曹魏伐蜀的决绝态度。从军事部署到内部整肃，曹魏的灭蜀行动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周密规划与强大执行力。
蜀汉的致命失误：战略僵化与人心离散
面对曹魏的大兵压境，蜀汉的应对堪称“步步错”，暴露了政权末期的深层危机。
战略层面，后主刘禅下令“诸围皆不得战，退保汉、乐二城”，看似收缩兵力，实则放弃了汉中平原的险要地形。当年诸葛亮苦心经营的“错守诸围”防御体系被轻易废除，让钟会大军得以“平行至汉中”，长驱直入。
用人层面，矛盾集中爆发于阳安关口之战。武兴督蒋舒因“在事无称”被替代而心怀怨恨，面对敌军时，以“出战克敌为功”欺骗主将傅佥，实则率部降敌。傅佥虽“格斗而死”展现忠勇，但已无法挽回关口失守的败局。阳安关口的陷落，使蜀汉“库藏积谷”尽入钟会之手，加速了军事崩溃。
指挥层面，姜维的回援行动虽有战术亮点——从孔函谷绕出诸葛绪后方，利用敌军退军间隙突破桥头封锁，但终究因蜀汉整体防御体系的崩溃而徒劳。当姜维会合廖化、张翼等部退守剑阁时，蜀汉的命运已不再由前线将士的勇力决定。
更具象征意义的是，蜀汉在危急时刻“大赦，改元炎兴”，试图通过改元祈福来挽救危局，这种无力的精神寄托，恰恰反映了政权的穷途末路。
历史的细节张力：偶然事件中的必然逻辑
景元四年的历史进程中，多个看似偶然的细节，实则暗藏政权兴衰的必然逻辑。
钟会“遣人祭诸葛亮墓”的举动耐人寻味。作为伐蜀主帅，祭祀敌方已故丞相，既是对诸葛亮个人能力的认可，也暗含瓦解蜀汉军心、争取民心的政治意图，从侧面反衬出蜀汉后期已无人能继诸葛亮之志。
曹魏内部对伐蜀结局的预判颇具深意。王戎以“道家有言，‘为而不恃。’非成功难，保之难也”暗示功高难赏的隐患，刘寔直言“破蜀必矣，而皆不还”，精准预言了邓艾、钟会的结局。这不仅展现了时人的政治洞察力，更揭示了封建权力结构中“鸟尽弓藏”的残酷规律。
吴蜀联盟的虚有其表。当蜀汉告急时，吴国虽派丁奉、丁封等将出兵，但“向寿春”“如沔中”的部署更像是象征性支援，未能对曹魏形成实质性牵制。这种联盟的脆弱性，印证了三国末期吴蜀已无力抗衡曹魏的现实。
人性的多维映照：忠奸善恶的历史考场
这一年的历史舞台上，各色人物的选择展现了人性的复杂面相：
傅佥战死、诸葛瞻（后续绵竹之战）殉国，用生命诠释了“汉臣”的忠诚，成为蜀汉最后的精神亮色；
蒋舒的临阵倒戈，折射出政权内部因用人不当、赏罚不明积累的矛盾，揭示了“人心离散”才是最致命的溃败；
姜维的挣扎与坚持，从沓中苦战到剑阁拒守，即便明知大势已去仍“合集士众”奋力抵抗，展现了军事将领的职业操守，也为蜀汉政权画上了悲壮的句号。
结语：时代转折的历史启示
景元四年的伐蜀之战，本质上是两种政治体制、两种统治效能的终极较量。曹魏通过制度整合与战略规划，将政治野心转化为军事胜利；蜀汉则因内部腐朽、决策失误，在强敌面前迅速崩塌。这一年的历史告诉我们：政权的兴衰从来不是偶然，它既取决于顶层战略的清醒与否，也植根于人心向背的微妙平衡；既需要忠勇之士的奋力支撑，更需要制度机制的健康运行。
当钟会大军祭祀诸葛亮墓时，当姜维在剑阁苦苦支撑时，一个时代的落幕已近在眼前。景元四年的硝烟散尽后，三国鼎立的格局走向终结，中国历史即将迎来西晋的统一——而这一切的伏笔，早已写在这一年的战报、决策与人性抉择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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