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命论
李康
夫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故运之将隆，必生圣明之君。圣明之君，必有忠贤之臣。其所以相遇也，不求而自合；其所以相亲也，不介而自亲。唱之而必和，谋之而必从，道德玄同，曲折合符，得失不能疑其志，谗构不能离其交，然后得成功也。其所以得然者，岂徒人事哉？授之者天也，告之者神也，成之者运也。
夫黄河清而圣人生，里社鸣而圣人出，群龙见而圣人用。故伊尹，有莘氏之媵臣也，而阿衡于商。太公，渭滨之贱老也，而尚父于周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。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三略之说，以游于群雄，其言也，如以水投石，莫之受也；及其遭汉祖，其言也，如以石投水，莫之逆也。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，而巧言于沛公也。然则张良之言一也，不识其所以合离？合离之由，神明之道也。故彼四贤者，名载于箓图，事应乎天人，其可格之贤愚哉？孔子曰：“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。嗜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；惟申及甫，惟周之翰。”运命之谓也。
岂惟兴主，乱亡者亦如之焉。幽王之惑褒女也，祆始于夏庭。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，征发于社宫。叔孙豹之昵竖牛也，祸成于庚宗。吉凶成败，各以数至。咸皆不求而自合，不介而自亲矣。昔者，圣人受命河洛曰：“以文命者，七九而衰；以武兴者，六八而谋。”及成王定鼎于郏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故自幽厉之间，周道大坏，二霸之后，礼乐陵迟。文薄之弊，渐于灵景；辩诈之伪，成于七国。酷烈之极，积于亡秦；文章之贵，弃于汉祖。虽仲尼至圣，颜冉大贤，揖让于规矩之内，訚訚于洙、泗之上，不能遏其端；孟轲、孙卿体二希圣，从容正道，不能维其末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。此所谓命也。岂惟一世哉？
且夫天下事不可胜数，狐疑犹豫，当断不断，必有后祸。故知者审于量主而进，不达者追于成名而退。若夫吕尚之遇文王，宁戚之迕桓公，或投己于鼎镬，或释褐于版筑，去之则神罢气沮，就之则成王定霸，然而二子者，岂素宦于朝，借誉于左右，然后乃得荐达哉？精诚感于神明，忠义服于邻国，岂借问于乡闾，比誉于品藻，然后乃光扬哉？及至从仕也，趋舍不合，言语相违，俯仰异趣，功业不建，有自来矣。故僚相视而笑，朋执摇头，而求其所以然之故，岂可得哉？夫疾风劲草，岁寒松柏，事患难然后知君子之不挠也。是故有以自得之者，有以因人而及之者。有以徳掩其言者，有以言显其行者。譬犹农夫之垦，以时种之，虽有不遇年，必有丰年焉。然士之立身，犹农夫之稼，不可不熟择其种。故士莫先于择主，择主而后仕之，不以其道藏之。是故陈平和韩信用术而归于汉，五伯九合诸侯，用此术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 士之得时，义形于色，苟误其主，虽加以朱轮华毂，用如不及矣。
故人主有必先知觉之明，臣下有推致之节，故能安危定国，成业保家。昔者，豫让为智伯臣，智伯国士遇之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豫让漆身吞炭，以报恩雠，名垂于后世，君臣之际，可谓尽矣。夫公叔痤知鞅之贤，荐之于魏惠王，惠王不用，至于车裂；吴起知刑名之可以霸，变俗于楚，楚王不就，功败而身死。斯二子者，皆有雄才大略，不免于祸难者，遇不遇也。故伍员浮尸于江，苌弘流血于蜀，白起赐剑于杜邮，文种伏剑于山阴。彼数子者，岂不忠哉？然而不免于死者，运命之所在也。
故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故运命之所在，人事不能夺也。仲尼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。” 夫道之行废，犹命之穷达也。故运命无常，惟人所召。人生于世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以德御运气，以道御命，何患不臧？若乃怀匹夫之量，挟一隅之智，欲以徼幸取巧，居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弃顺效逆，妨贤卖友，自衒自媒，求人之知，福不盈眦，祸溢于世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
是故言有招祸也，行有招辱也，君子其慎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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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析：
《运命论》是李康的扛鼎之作，以其深邃的思想、严密的逻辑和华美的辞藻，深入探讨了命运、时势、人事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展现出作者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洞见，在文学与思想领域皆具重要价值。
一、思想深度：对命运的多元审视
天命与人事的交融：李康开篇即点明“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”，构建起文章的核心思想框架，将国家治乱、个人穷达贵贱分别与运、命、时紧密相连，凸显天命在历史进程与个人遭际中的关键作用。同时，他又列举诸多历史人物事迹，表明人事在命运轨迹中的重要性。如伊尹、太公等贤臣与明主的契合，既归因为冥冥中的天意，也离不开他们自身的才能与主动选择。这种天命与人事相互交融的观点，避免了对命运的片面解读，展现出作者对命运思考的全面性与深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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