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上的事就这么凑巧。蒯知县为官清廉，被选调进了京城，朝廷钦授他礼科给事中的官职，这一年他又被选入会试，担任经书房的考官。蒯知县不知道鲜于同改考经书的事，心里暗自盘算：“我前两次都犯了糊涂，竟把鲜于‘先辈’取为榜首，这次会试，他的年纪更大了。要是我在《礼记》房阅卷，再把他取中，那可就成了我一辈子的污点。我现在干脆不看《礼记》的卷子，改去看《诗经》的卷子，这样不管鲜于‘先辈’中不中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”等到进入贡院开始阅卷，他就请求负责批阅《诗经》五房的试卷。
可蒯知县转念又想：“天底下像鲜于‘先辈’这样的老儒生，想必也不止一个。我就算不取中鲜于同，要是又取中了别的老头子，那岂不是‘躲了雷公，又遇了霹雳’！我想到了，但凡那些老儒生，对经书的要义肯定理解得十分透彻；而那些年轻人，心思都放在四书文上，对经书的理解必然不精深。现在我阅卷，偏不挑那些四书五经答得工整完备的，只要是文笔还算有点底子，就算对题目的主旨理解得有点偏差也没关系，这样录取的肯定是年轻人。”
他按照这个标准阅完卷，把选中的试卷呈了上去。等到会试结果揭晓，《诗经》五房推荐的榜首试卷，排在第十名正魁。拆开封条查看姓名籍贯，赫然写着——桂林府兴安县学生，复姓鲜于名同，修习《诗经》。偏偏又是那个六十一岁、被人当作怪物和笑柄的老秀才！蒯遇时气得眼睛发直、嘴巴大张，整个人像一截枯木、一堆死灰似的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他心里懊悔不已：早知道富贵功名都是命中注定的，何苦从前白费那么多心思呢！
蒯知县又琢磨起来：“世上同名同姓的人虽然多，但桂林府兴安县肯定不会有两个鲜于同。只是他一向考的是《礼记》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考《诗经》了，真是怪事！”等鲜于同来拜见他的时候，蒯知县就问起了他改考经书的缘由。鲜于同把梦里的情形说了一遍，蒯知县连连叹息，说道：“真是天命注定的进士，真是天命注定的进士啊！”打这以后，蒯知县和鲜于同的师生情谊，反倒比以前深厚了几分。
殿试结束后，鲜于同的成绩排在二甲前列，被授予刑部主事的官职。别人都觉得他晚年才考中功名，又被分到刑部这种没什么油水的冷门部门，都替他憋屈，可他自己却过得怡然自得。
再说蒯遇时在礼科任职期间，向来直言敢谏，因为在奏疏里触怒了大学士刘吉，被刘吉找了个罪名，关进了诏狱。那时候刑部的官员一个个都巴结刘吉，想把蒯知县往死里整。可巧的是，鲜于同正好在刑部任职，他尽全力周旋关照，蒯知县才没吃什么大亏。鲜于同还召集了当年同榜考中的举人，到各个衙门去求情疏通，蒯知县最终得以从轻发落，只是被贬官调任。
蒯知县事后暗自思忖：“‘着意种花花不活，无心栽柳柳成荫’。我当初要是没取中这个老门生，今天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。”于是他专程赶到鲜于同的住处登门道谢。鲜于同说：“门生承蒙恩师三次赏识提拔，今天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，只能稍稍报答乡试时恩师的知遇之恩罢了。您对我的大恩大德，如同天高地厚，我这点小事，连万分之一都报答不了啊！”当天师生二人开怀畅饮，才依依不舍地告别。打这以后，不管蒯知县是在家闲居还是在外地做官，每年必定会派人来问候鲜于同，有时候一次，有时候两次，虽然送的礼物不算贵重，不过是表达一份心意罢了。
时光又匆匆过去六年，鲜于同在刑部一步步升迁，按资历应该升任知府了。京城上下都看重他的才干和人品，敬重他的老成持重，吏部打算给他安排一个好的职位。可鲜于同对此一点都不在意。
有一天，他偶然收到一封来自仙居县的信，信里说蒯知县的儿子蒯敬共，和当地的富豪查家争夺坟地的地界，两人吵了一架。后来查家走失了一个小厮，就诬告是被蒯敬共打死的，还以人命案把蒯家告到了官府。蒯敬共没钱没势，没法跟查家打官司，干脆一溜烟逃到云南他父亲的任所去了。官府怀疑蒯敬共是畏罪潜逃，觉得命案属实，就接连不断地派人去蒯家抓人，还把蒯家的几个家属关进了监狱，蒯家上下都吓得惶惶不安。
鲜于同打听得知，台州府正好缺一个知府，就托人去吏部请求调任这个职位。吏部知道台州原本就不是什么富庶的好地方，既然鲜于同自己愿意去，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，当即就把他调任为台州府知府。
鲜于同到任三天，查家就知道新太守是蒯知县的门生，特意讨了这个官职来台州，就是为了给蒯家解围，肯定会有所偏袒。于是查家先派人到知府衙门附近散布谣言，故意刁难挑衅，鲜于同却假装没听见。蒯家的家属来衙门喊冤，鲜于同也装作不理不睬的样子。暗地里，他却派了干练的捕快出去查访，务必找到查家走失的那个小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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