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村西头有座老宅,荒废了三十多年。
宅子主人姓陈,村里人都叫他陈老四。他死得蹊跷——一个夏天的清晨,有人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自家堂屋的正中央,双目圆睁,嘴巴微张,像是要喊什么却没喊出来。奇怪的是,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痕,屋里也没有搏斗痕迹。
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,陈老四死后第七天,他家大门内侧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抓痕,从门板顶端一直划到底部,像是被什么极锋利的东西划过,但又找不到任何金属碎屑。村里的老人窃窃私语,说那痕迹不像人造的。
自那以后,关于老宅的怪事就没断过。
有人说深夜经过时,会听见里面传来脚步声,缓慢而规律,从堂屋走到大门,再走回去,周而复始。还有人声称看见二楼的窗户后面偶尔有人影晃动,虽然那窗户早已被木板钉死。
老宅于是成了我们村的禁忌之地,孩子们被严厉告诫不得靠近,大人们也宁愿绕路而行。二十多年过去,风雨侵蚀让宅子更加破败,墙皮剥落,屋檐倾斜,但它依然立在那里,像一个沉默的警告。
直到李明远回来。
李明远是陈老四的外孙,在上海做了几年生意,据说混得不错。这次回来,他决定整修外公的老宅。
“都是迷信,”他在村长家里喝着茶,不以为然地摆手,“老房子空久了,难免有奇怪的声音,老鼠、风声、木头热胀冷缩,都能解释。”
村长欲言又止,最后还是叹了口气:“明远啊,有些事宁可信其有。那宅子...不太干净。”
李明远只是笑笑。
第二天,施工队进了老宅。工头是个四十多岁的外乡人,不信邪,带着五个工人开始清理。第一天气氛还很轻松,大家有说有笑地搬出废弃家具,扫除积尘。
变化发生在第二天下午。
一个年轻工人在清理堂屋地面时,突然停了下来,蹲在地上仔细查看。
“老板,你来看这个。”他喊来了工头。
堂屋正中央的地面上,有一块颜色略深的区域,形状不规则,大约一张草席大小。最奇怪的是,这块区域异常干净——没有灰尘,没有蛛网,仿佛经常有人打扫一般。而周围的地面都积着厚厚的灰尘。
工头用扫帚擦了擦那块地,眉头皱了起来。他让工人继续干活,但气氛明显凝重了些。
第三天,一个工人从梯子上摔下来,扭伤了脚踝。他说好像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一把,但当时他身后根本没有人。
第四天早晨,工人们发现他们前一天收拾整齐的工具散落一地,像是被人故意扔得到处都是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在大门内侧的门板上,他们发现了一道新的划痕——与那道旧的抓痕平行,略浅一些,但同样从顶到底。
工头脸色发白,当天就带着工人撤走了,任凭李明远加钱也不干。
“李老板,这活儿我们接不了,”工头走时摇着头,“那房子里有东西...不喜欢被人打扰。”
李明远虽然不信邪,但也不好强求。他决定自己先住进老宅,看看究竟有什么名堂。
我之所以知道得这么详细,是因为李明远是我远房表哥。他父母早逝,是跟着陈老四长大的,后来去城里读书工作,我们多年未见。他回来后,听说我在写关于本地民俗的论文,便常来找我聊天。
当他告诉我决定独自住进老宅时,我试图劝阻。
“明远哥,那么多传言,总不是空穴来风。何必冒险?”
他笑了:“学军,你是知识分子,还信这些?老房子有怪声太正常了。再说,那是我外公的家,能有什么害我?”
我无言以对。事实上,我对老宅的秘密也充满好奇。作为民俗学的研究者,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于是我说:“那我陪你住几晚。”
李明远愣了一下,然后拍拍我的肩膀:“好兄弟!那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我们选择了一个周五的晚上开始我们的“守夜”。准备很简单:两个睡袋,一些零食,手电筒,还有我偷偷带来的一台录音设备——我想记录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声音。
老宅的电早已切断,我们只能靠手电照明。傍晚时分,我们推开那扇有着两道划痕的大门,吱呀声在空荡的屋里回荡,仿佛在宣告我们的入侵。
宅子是典型的乡村民居结构:进门是堂屋,左右各有一间卧室,后面是厨房和储物间。一道木楼梯通向二楼,但楼梯口被几块木板钉死了,据说是陈老四死后不久,村里人怕小孩好奇上去出事给封起来的。
堂屋里还堆着一些施工队没来得及搬走的废弃家具,盖着防尘布,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群蹲伏的怪兽。
我们选择在堂屋靠近大门的地方铺开睡袋,这里离出口最近,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撤退。李明远还开玩笑说这是“战略要地”。
夜幕很快降临。
老宅没有通电,我们只有两支手电筒提供有限的光明。月光透过糊着灰尘的窗户照进来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斑。风穿过破损的窗棂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远处偶尔传来犬吠声,更衬托出屋内的寂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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