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 年的正月,天冷得叫人没法出门。傍晚,呼啸的寒风哗啦啦地拍打着窗户,胡乱地撕扯着窗户纸的的边角,像无数只饿极了的野兽在窗外磨牙,把炕桌上那盏油灯震得发抖,豆大的火苗忽明忽暗。
栀兰蜷缩在火墙边上,颧骨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,嘴唇却冻得发紫。窗外的风突然变了调,像是有谁在旷野里吹着破唢呐。
“生啦,是女孩儿——”接生员朝外屋喊着。栀兰挣扎着想抬头看看,却被一阵眩晕按回枕头上。
栀兰迎来了她的第五个孩子 —— 一个清秀的女婴。在这个人心惶惶的艰难岁月中,这个小生命带着病残的躯体顽强地降生在这个被悲愤笼罩的家庭。
栀兰把脸贴在孩子滚烫的额头上,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着煤烟味。小家伙的手指突然动了动,蜷曲的小指蹭过她的掌心,像片刚冒芽的豆荚,柔弱却带着股钻劲。
风还在扯着窗户纸,屋里的油灯终于稳住了火苗,在墙上投下她们母女俩交叠的影子,像株在寒风里相依为命的苦艾草。
小女孩儿的腰椎正中间长着一个鸡蛋大的肉瘤,自从她出生的那一刻就一直在流着脓血,桅兰愁得天天哭。
嘉濠每天晚上都要用剪刀把她的疮口挑开,用摄子夹着典酒棉把脓包里面的脓血一点一点地蘸出来,再把伤口敷上药包扎起来。
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,任何人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伤痛,何况她只是个刚出生的婴儿。
嘉濠每次给她清理的时候,她嘤嘤地哭着,声音还没有刚出生的小猫崽声音大。栀兰天天数着,盼着满月后能带着小女儿去医院治疗。
第十一天的时候,桅兰见小女孩一天到晚不睁眼睛,跟丈夫说:“不能再拖了,我看这小丫头不大对劲儿,明天我们去场部住院吧。”
嘉濠说:“这天寒地冻的,你的身体能行吗?”
“不怕,我穿厚点。再拿一床厚被子把头捂严实,一会就到了。你过去跟德禄说,明天坐他拉粮食的车一块去。”
一周后,嘉濠扶着栀兰回来了。嘉濠把桅兰送到妈妈那屋住下来,让她心情好一好再回自己家里。
嘉濠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,几个小孩子都躺下睡觉了。他没说话,默默地把小丫头用的东西收拾了一下,扔到灶坑里烧了。
逸卿没有睡着,他知道了小妹妹没救回来,躺在炕上偷偷地掉眼泪。
嘉濠见了之后,安慰儿子,“我很高兴看到你长大了,也懂事了。虽然我们都很难过,但是她的病实在是太重了。你想着她以后再也不用那么疼了,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。”说着,父子两个都流泪了。
几天之后,嘉濠又被关起来了。他们说发现了新线索,而且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:
他们认定文革前来的那个“瘸腿人”就是美国派来的特务,说他的腿是跳伞的时候摔断的。
另外他们说最近猪舍后山上出现的“信号弹”,就是那个“瘸腿特务”发过来和大大联络的。
他们还推测大大就是这个特务组织的总头目,他嘴里的那颗金属假牙就是发报器。
还说嘉濠是大大的联络员,专门负责发电报的,他的“密电码”就是那个瘸腿特务上次给他带来的……
因为大大是贫农,谁也不敢直接动他。所以就把嘉濠是这个“特务组织”里的成员给挖出来了,他们想通过嘉濠牵出大大,然后再“一网打尽”。
嘉濠被他们带回去的当天晚上,就召开了批斗大会,他们想打嘉濠个措手不及。
“黎嘉濠,你是不是通过电报跟台湾联系的?”
“不是。”嘉濠眼皮都没抬,他知道陈永发又跳到台上了。
“你是不是解放前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?”
“不是。”
“你最好老实交待!”陈永发警告道。
“你想叫我交待什么?”嘉濠抬起头看着他——这个拖家带口在他家里住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妹夫。
“你私藏密电码是不是要给台湾发报?”
“你说是,就是。”嘉濠故意提高了声音。
“你是不是国外派遣过来的特务?”
“你说是,就是。”
会场里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他们伸长了脖子,竖着耳朵,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台上这一问一答的两个人,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
会议室里的灯光特别暗,只有台上有个小灯泡,坐在台下条椅上的人,不使劲看根本就看不清是谁。
马队的小青年李志钢出去解了趟手回来,就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了。他在过道上从后往前一排一排地找着和他坐在一起的人。
他从后面看所有的人都一样,模模糊糊地找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找到。他发现左手边的这个里边就是个空位,就轻轻地碰了他一下,示意他往里让一让。
“哎哟,是你呀小宋。”没想到这个人是小宋,李志钢高兴地拍了他一下。
小宋点了点头,一个指头竖在嘴边,示意他不要出声,就抬起屁股往里挪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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