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野把那本手工装订的小册子递出去的时候，手指是抖的。
风从楼道口灌进来，吹得纸页微微翻动。
封面上那对并排的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，像一道缓慢愈合的伤疤。
她没抬头看父亲的脸，只是盯着他洗得发白的旧布鞋——那双总在深夜踱步、徘徊在厨房与她房门之间的鞋。
林国栋接过册子，动作迟缓得像是怕惊扰什么。
他低头翻开第一页，目光落在标题上：《第三排中间》。
那是社区影院最不起眼的位置，靠后但不偏，离放映窗不远不近。
小时候每次带她去看电影，他都坐那儿，从来不说为什么。
一页页翻过去，他的呼吸渐渐变重。
林野写的不是故事，是记忆的倒放——父亲每晚独自留在放映室调试机器，在空荡荡的影院里对着嗡嗡作响的放映机低语：“今天野野考了98分。”“她数学老师说她上课走神。”“我想给她买糖，可她妈不让。”那些话无人回应，却在胶片转动的声音里沉淀了十年。
最后一段只有一句对话：
“爸，我在听。”
笔迹是打印的，可那三个字仿佛带着温度。
林国栋的手指反复摩挲着，指尖压住每一个笔画，像要把它们按进皮肤里。
他的眼眶红得厉害，喉结上下滑动几次，终究没有落泪，只是把册子紧紧抱在胸口，像护住一件失而复得的遗物。
王姨适时走上前，拍了拍手：“老林啊，八年了，这灯你修得比谁都勤。今天‘光明里’挂牌，最后一盏，得你亲手换。”
人群安静下来。
几个老邻居站在楼梯拐角，手里捧着保温杯，眼神温和。
唐薇站在角落，摄像机架好了，镜头盖却迟迟未掀开。
她看了林野一眼，轻轻按下录音键，红灯亮起——画面不要，只留声音。
林国栋点点头，接过新灯泡。
他的动作很稳，走到梯子前，缓缓爬上去。
金属梯发出吱呀声，仿佛也承载过无数个夜晚他独自修理电路的身影。
就在他准备拧上灯泡时，突然停住了。
他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，边角磨损，字迹密密麻麻。
上面记着每一次更换灯泡的时间、型号、电压，甚至还有天气备注：“2017年3月12日 雨，线路潮湿，换C型。”“2020年9月5日 野野住院，顺带检查应急灯。”
他沉默地将这张纸条塞进了灯座旁的夹层里，然后才把新灯泡旋紧。
“他说，”王姨低声解释，声音不大，却传到了每个人耳中，“以后谁来换灯，都能看见。”
林野怔住了。
那一刻，她感到心口的月牙形纹身传来一阵异样的波动——不再是刺痛，也不是冰冷，而是一种缓慢涌上的暖流，像是荆棘之下终于有根须触到了土壤。
她的金手指从未如此清晰地“听见”过什么，可此刻，她分明感知到一段尘封多年的情绪正从父亲身上流淌而出。
不是愤怒，不是愧疚，而是一句藏在绝食那夜走廊阴影里的低语——
“野野，求你吃一口。”
那是她十四岁那次焦虑症爆发后，连续三天滴水未进，周慧敏冷着脸说“别惯她”，而他在病房外站了一整夜。
监控拍不到的地方，他靠着墙，声音轻得几乎融进呼吸里：“求你……就一口也好。”
原来他记得。原来他一直记得所有她以为被遗忘的瞬间。
泪水猝不及防地漫上来，但她笑了。这一次，她没有擦掉。
灯亮了。
整条楼道豁然通明，连最深的拐角都被照得透亮。
孩子们欢呼起来，王姨带头鼓掌，老人们笑着点头。
有人喊：“老林，你是咱们光明里的第一任灯长！”
林国栋站在梯子上，望着忽然亮起的光，久久没动。
然后，他缓缓走下梯子，却没有走向人群，也没有看向女儿。
他转身，朝坐在轮椅上的老杨走去。
两人对视片刻。
林国栋抬起手，比划出几个手势——缓慢、生涩，像一个久未开口的人重新学习说话。
老杨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亮了起来，用力点头。
他推着轮椅转身，打开放映室那扇斑驳的铁门，示意林国栋跟进去。
十分钟后，老杨独自出来，摘下类似助听器的录音设备，轻轻放在桌上。
他看向人群后的林野，招了招手。
林野推开放映室的门时，脚步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沉睡多年的东西。
铁门发出熟悉的吱呀声，和她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——那是一个个周末傍晚，父亲牵着她的手走进这间老影院的声音。
那时他不说一句话，只是低头替她系好松开的鞋带，然后轻轻推开门，让她先走。
此刻，放映室昏暗如旧，只有那台老式放映机亮着微弱的指示灯，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脏。
林国栋站在机器前，背影佝偻却挺得笔直，手里握着一卷泛黄的磁带，标签上写着：“2009.6.1 野野生日·录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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