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院外的阳光落在台阶上，我站在第一级石阶，风迎面吹来。江逾白走在我半步前，替我挡开人群。记者的话筒举得很高，声音一浪接一浪。
我没再低头。
走出几步后，我从包里摸出那支录音笔，指尖在金属外壳上轻轻划过。它不再只是证据，而是某种证明——我曾颤抖，但我没退。
“接下来去哪儿？”江逾白忽然放慢脚步，侧头问我。
我没立刻回答。脑子里浮现的是那间小小的古籍店，木门斑驳，书架陈旧，老爷爷总是安静地坐在柜台后，擦拭着一本又一本泛黄的册子。那天我在那里翻遍了旧法条，为小周的案子找依据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默默递来一杯热茶，放在桌角。
“去趟书店吧。”我说。
他点头，没多问。
我们并肩走了两条街，雪开始落下来，细碎地飘在肩头。到了门口，我伸手推门，铜铃轻响。老爷爷抬起头，看见是我，眼角立刻浮起笑意。
“来了。”
他站起身，没提官司，也没问结果。只是转身从墙上取下一块新做的木牌，挂上柜台正上方。字是手写的，墨迹清晰——“林溪律师推荐书目”。
我怔了一下。
那几个字像一根细线，轻轻拉住了我心里某个一直悬空的地方。我不是实习生了，也不是谁口中的“运气好”。我查过的每一页纸，写过的每一条批注，争过的每一个字，都被记了下来。
我走到书架前，抽出一本《着作权法实务汇编》，封面已经磨出毛边。这是我上周反复翻看的书，页脚卷起，空白处全是我的笔记。我把书抱在怀里，顺手把旁边几本歪斜的扶正。
老爷爷看着我，笑了一声：“这些书，总算等到了懂它们的人。”
江逾白一直站在门口，大衣上落了一层薄雪。这时他才走近，从随身的文件袋里取出一个深蓝色布面的本子，轻轻放在柜台上。
是本老书，边角磨损，但保存得很好。我翻开扉页，一行钢笔字映入眼帘：
“致我最想共度一生的律师小姐。”
字迹稳而有力，像是写了很多遍才落笔的。
我抬头看他，他没笑，也没解释，就那样静静站着，目光温和。
“你什么时候写的？”我问。
“在你想办法帮小周找证据的时候。”他说，“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以后我们的家，书房要有一整面墙的法律书。”
我低头看着那句话，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纸页边缘。外面雪越下越大，屋里的灯却越来越暖。
“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儿吗？”我轻声说。
“记得。你穿了件灰色外套，坐了三个小时，一句话没说，只翻书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跟老爷爷说，这姑娘迟早会改变点什么。”
老爷爷在一旁插话：“我当时就说，能沉下心看老书的人，心里有根。”
我笑了，把书合上，抱在胸前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出了某种东西，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、怕被议论的女孩。
江逾白伸出手，掌心向上，等着我放进去。
我犹豫了一秒，把手搭上去。他的手指收拢，温暖包裹住我的。
“今天之后，你是不是又要忙下一个案子？”他问。
“嗯，还有两个咨询等着回。”
“那下次加班，我来接你。”
“你公司不忙？”
“再忙，也得留时间给未来太太。”
我瞪他一眼：“谁答应当你太太了？”
他不慌不忙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展开一角给我看——是一份房屋租赁合同，地址写着市中心的一处公寓，承租人栏空着，但备注栏手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主卧朝南，适合放她的书。”
我愣住。
“你连房子都看好了？”
“看了三个月，就等一个人点头。”他声音很平，可眼神亮得惊人，“林溪，我不是现在才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是等了太久，才敢把这份心意拿出来晒太阳。”
我喉咙动了动，没说话。
他也不催，只是把合同折好，放回口袋，然后抬手，将围巾一圈圈绕上我的脖子。动作熟稔，像是做过千百次。
“冷了吧？”他问。
我摇头，其实耳朵已经冻得发红。
老爷爷在柜台后咳了一声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们啊，别光顾着甜，忘了帮我把这些新到的古籍登记入库。都是民国时期的版权案卷宗，正好给你们参考。”
我赶紧应声：“好，我现在就来。”
江逾白却先一步拿起登记簿：“我来写，你念。”
我们并排站在书架旁，他执笔，我翻书。一页页老旧的纸张在指尖翻动，记录着几十年前人们对“创作归属”的坚持与抗争。
“一九三七年，《申报》连载小说署名纠纷案……”我念。
他一笔一划写下，字迹工整。
念到第三页时，我忽然停住。这案子的原告，名字竟和小周的曾祖父一模一样。
“这个姓氏……”我抬头看向老爷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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