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子缓缓驶出地库，阳光斜照进车窗，落在江逾白的手上。他换挡时，无名指上的戒指在光线下轻轻一晃，我没说话，只是把手搭上了小腹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站在母校礼堂外的走廊上，手里捏着U盘。风从侧门吹进来，卷起裙角，我低头看了眼手机，屏幕上是昨晚定好的PPT标题：《面对不公，要勇敢》。
讲这个题目之前，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站在这里。不是因为怕说错话，而是因为太熟悉那种被误解的感觉——小组作业没人愿意和我一组，食堂打饭时别人悄悄绕开，连借本书都要被问一句“你真看得懂？”
可现在，我要在曾经让我窒息的地方，告诉别人该怎么发声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。
礼堂已经坐了不少人，大多是低年级的学生。我走上台，把U盘插进电脑，屏幕亮起的瞬间，我下意识扫了第一排。
江逾白坐在那儿，怀里抱着一个仿真婴儿模型，穿的是昨天那件浅灰色衬衫，袖口规整地翻折着。他抬头看我，眼神平静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
我愣了一下。
那是我们上周去母婴店时随手拿的展示品，他还真带过来了。
我没说话，只微微抿了下嘴角。他轻轻拍了拍怀里的孩子模型，像是在安抚一个真的婴儿。
讲座开始后，我尽量让语气自然些。我说起大学时被人造谣、被孤立的日子，也说起那次实习期间遭遇的职场骚扰，怎么一句话都不敢说，怎么回家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抖。
“那时候我觉得，只要我不惹事，事情就会过去。”我说，“可它不会。沉默只会让人觉得你默认了，习惯了，甚至享受这种对待。”
台下安静得能听见翻笔记的声音。
“后来我才知道，开口不是为了争一口气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像个人。”我顿了顿，“也不是所有伤害都有伤口，但每一次你选择说出来，都是在给还在黑暗里的人点一盏灯。”
说到这儿，我看见江逾白低头，在孩子模型的手心写了点什么。我没看清，但他写完后抬眼看了我一下，目光很稳。
提问环节开始，几个学生陆续举手，问题大多集中在“怎么保留证据”“心理重建要多久”这类实务上。我一一回答，节奏平稳。
正准备收尾时，前排传来一个声音。
“林老师。”
我抬头，是江逾白。
他举着手，姿势认真得像个普通学生。全场先是一静，随即有人笑出声来——这场景太奇怪了，一个男人抱着假娃娃在提问。
“如果被欺负的是您丈夫呢？”他问。
我怔住。
这不是我们排练过的桥段，也不是我准备过的问题。
我看着他，等他继续。
他站起来，声音不高，但整个礼堂都听得到：“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被人言语侮辱、恶意中伤，甚至被利用职权压制，而我知道她有能力帮我，但她选择沉默，因为她觉得‘家丑不可外扬’，或者怕影响我的前途——”
他停了一秒，目光直直落在我脸上。
“您会怎么做？”
空气像是凝住了。
我张了张嘴，没立刻答。
他不是在开玩笑。我能看出来。
“我会让她知道，”我慢慢开口，“没有人该为另一个人的体面牺牲尊严。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，被伤害了就该站出来。”
“那如果您担心社会看法，怕别人说闲话呢？”他又问。
“那就一起面对。”我说，“总不能因为怕疼，就一直带着伤走路。”
他说：“谢谢。我想我知道答案了。”
说完，他坐下，低头在孩子模型的手心又写了个数字：1997。
我盯着那个数字，忽然有点想笑，又有点想哭。
他知道我在意这个年份。那是我曾祖父出版最后一本地方志的年份，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古籍店的时间。他从来不说这些事，但他记得。
讲座结束的铃声响起，掌声比预想中更热烈。几个学生围上来问问题，我一边回答，一边不自觉地往第一排看。
江逾白不见了。
人群渐渐散开，我正想拨开最后两个提问的学生去找他，忽然感觉掌心一暖。
一只手覆上来，指尖在我皮肤上轻轻画了个圈，然后在里面写下三个数字：1997。
我抬头。
他站在我面前，离得很近，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“你说过的每句话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我都记了1997遍。”
我终于笑了，伸手挽住他的手臂，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他没动，反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递给我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讲座反馈表。”他说，“我认真填了。”
我打开一看，最下面一行写着：主讲人亲和力满分，内容深刻，建议学校每年邀请一次。唯一扣分项——没有安排互动环节抱娃合影。
我忍不住笑出声，“你还真当自己是学生？”
“嗯。”他点头，“毕业多年，回校听课，合情合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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