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西夏这个战争机器也要悄然启动，它的分工明确：
梁乙埋总揽对外交涉与内部协调，仁多保忠主导军事改革与备战，而她本人，则要承担起最艰难的任务——整合内部，凝聚人心。
密议之后，梁太后的銮驾，开始频繁出现在兴庆府及其周边。
她首先去的，是野利氏的部落。
野利家族，曾是元昊皇后的母族，势力盘根错节，虽经打压，余威犹存。
梁太后没有摆摄政的架子，而是以侄女（秉常）母亲的身份，带着丰厚的赏赐，与野利族的老酋长叙话。
“老族长，如今宋人咄咄逼人，绥州之失，是我西夏之耻。
秉常年幼，我这做母亲的，与国相（梁乙埋）殚精竭虑，只为保住先帝留下的基业。
将来，还需野利氏的儿郎们，为国效力，驰骋沙场。”
她言辞恳切，并将一部分盐池的利润，许诺分润给野利氏。
老酋长目光闪烁，最终躬身表示：
“太后放心，野利部与国同休，但有所命，绝不推辞。”
紧接着，她又走访了卫慕氏、没藏氏等部落。
每一次，她都带着不同的“礼物”——有时是官职的许诺，有时是贸易的特权，有时则仅仅是倾听他们的抱怨，展现一种“共商国是”的姿态。
她清晰地传达出一个信息：
未来的战争，将是整个党项族的战争，有功者，必将重赏；
有功之部落，必将与我梁氏，共享富贵。
但同时，她的手腕也丝毫不软。
对于一个私下抱怨“备边税”太重的小部落首领。
梁太后并未公开处罚，而是派仁多保忠的“擒生军”以“巡边”为名，从其部落领地经过，并“恰好”剿灭了一股时常骚扰该部的小股马贼。
恩威并施之下，那位首领立刻变得服服帖帖。
“内部不稳，才是取死之道。”
这句话，她不仅对弟弟和将军说，更是在用行动，一点点地将它烙进每一个有实力的党项贵族心中。
她要将可能的内部分裂势力，全部捆绑在对外战争的战车上。
就在梁太后穿梭于各部族的同时，贺兰山深处的几处隐秘谷地，已然变成了巨大的练兵场。
仁多保忠褪下了朝服，换上了戎装。
他深知太后将最锋利的刀交到他手中的意义，也清楚时间紧迫。
扩编“擒生军”的命令一下，各部落选送的，大多是悍勇无畏但桀骜不驯的勇士。
如何将这群狼崽子锻造成一支听号令、能打硬仗的军队，是极大的挑战。
训练极其严酷，甚至可说残忍。
“因粮于敌”的国策，决定了这支军队必须擅长攻击和掠夺。
仁多保忠命人仿照宋军最典型的堡寨，用土木匆匆搭建起模拟工事。
“快！再快！宋人的援军就在路上！打破木栅，里面的粮食、布匹、女人，都是你们的！”
军官用皮鞭和诱惑驱策着士兵。
攻坚、放火、破坏、抓捕……每一项训练都极具针对性。
伤亡不可避免，仁多保忠的铁律是：
“伤者，抚恤加倍；
死者，家眷由朝廷供养；
畏缩不前者，立斩！”
同时，参谋们则日夜对着地图推演。
绥州、环州、庆州……每一处关隘，每一条可能的进军路线和补给线，都被反复研究。
他们模拟宋军可能采取的坚守、增援、包抄等战术，并寻找应对之法。
大量的细作被派往边境，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骚扰，而是详细记录宋军堡寨的防御弱点、驻军换防规律、粮草囤积地点。
仁多保忠对梁太后汇报时，语气沉重而现实：
“太后，扩军、练兵、囤积军械粮草，无一不要钱，要时间。
熙宁三年秋，绝无可能。
仓促出兵，必是送死。
最快，也需到明年（熙宁四年）春耕之时，我军方能初具战力，后勤方能支撑一场大战。”
这个时间表，与梁太后内心的判断不谋而合。
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“外交迷惑”和“内部整合”的策略必须贯穿整个准备期。
梁乙埋的担子同样不轻。他派往汴京的使团，果然如预料中那般碰了钉子。
宋朝君臣对西夏“索要岁赐”和“归还绥州”的要求嗤之以鼻，严词拒绝。
梁乙埋立刻借此大做文章，在境内宣扬宋人的“傲慢”与“欺凌”，同时果断关闭了几处重要的榷场。
边境的党项商人、牧民顿时怨声载道，生活的压力很快转化为对宋朝的愤恨。
梁乙埋巧妙地将这股民意引导向主战的方向。
而真正关键的，是出使辽国。
梁乙埋选派了最富辩才、最懂辽主心思的心腹，携带了一百匹西夏良驹、大量的青盐和珠宝，秘密前往辽国上京。
使臣见到辽道宗耶律洪基后，并未一味哭诉求援，而是冷静地分析局势：
“陛下明鉴，南朝赵顼，锐意变法，其志非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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