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一阶段，东晋的局势依旧复杂。权臣们如恒温等，还在不断地试探着权力的边界。坊间甚至传言：“褚太后若心动，朝中势力要震。”可褚蒜子就用她这退位的姿态，巧妙地设定着权力的边界，让那些权臣们虽心里痒痒，却也不敢过度地扩张自己的权力。她就像是一个幕后的操控者，用自己的智慧，维持着东晋朝廷的平衡。
然而，东晋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多舛。升平五年（361年）五月，晋穆帝去世，年仅十九岁。这对褚蒜子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
但更让她头疼的是，晋穆帝死后无子，这皇位该由谁来继承呢？经过一番商议，大臣们迎立了晋成帝的长子琅琊王司马丕即位，是为晋哀帝。
本以为新皇帝即位，国家就能稳定下来，可没想到，这个晋哀帝是个糊涂蛋。他对政事不感兴趣，却迷信方士，成天不吃饭，只吃金石药饵。结果年纪轻轻就病倒在床，拖了一年，仍不见好转。
这下大臣们又慌了神，无奈之下，只好再次请出褚蒜子临朝摄政。起初，褚蒜子是不愿答应的，她已经退居幕后，享受着难得的清闲，实在不想再卷入这权力的纷争。但宫廷内外的压力实在太大，她最终还是心软了，答应了下来。
就这样，褚蒜子第二次挂起了帘子，开启了她的第二次垂帘听政。这一回，她面临的局势比第一次还要复杂。朝中风云变幻，政变频发，权臣们争权夺利，一片混乱。但褚蒜子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，她凭借着自己的谨慎和智慧，一次次化解了危机。
她一方面用谨慎的诏令限制着权臣的扩张，一方面又巧妙地平衡着各方势力的力量。在她的努力下，东晋朝廷再次稳定下来。虽然这次摄政的时间不长，但她的冷静与智慧，在史书中都留下了“默识远谋”的记载，为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可是，命运似乎还没有放过褚蒜子。兴宁三年（365年），晋哀帝去世，同样无子嗣。褚蒜子只好立晋哀帝之弟琅琊王司马奕为帝。本以为这次能安稳一些，可没想到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
咸安元年（371年）十一月，权臣桓温亲自赶赴建康，暗示褚蒜子，请废司马奕为东海王，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。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篡位啊！但桓温手握重兵，朝廷上下都敢怒不敢言。
当时，褚太后正在佛屋烧香，侍臣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：“外有紧急奏章。”褚蒜子心里一惊，她知道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她出来靠住门把奏章看了几行，就说：“我本来就猜疑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奏章读了一半，她停下来，找了一支笔，在奏章上批复道：“我遭此百忧，感念生者与死者，心如刀割。”
桓温开始呈诏书草稿时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，他顾虑褚太后会有异议，紧张得流汗，脸色都变了。可当诏书批复出来后，他一看，心中大喜。原来，褚蒜子虽然心里悲痛，但为了大局着想，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司马昱即位，是为晋简文帝，褚蒜子被尊为崇德太后，移居崇德宫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可没想到，第二年简文帝就去世了，太子司马曜即位，是为晋孝武帝。孝武帝年幼，桓温又去世，于是群臣便上奏请褚蒜子再度临朝听政。
这已经是褚蒜子第三次临朝听政了，她的心里想必也是五味杂陈。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个重担，以“崇德太后”的身份发布宣诏，辅佐简文帝立法、整顿吏治，凭借着自己的权威，压住了桓温余党的势力。
在这期间，她精心设定辅政体制，命谢安、桓温等大臣辅佐孝武帝，一点点清除政变后的混乱局面。她的每一个决策，都关系着东晋的生死存亡，而她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一次次挽救了东晋朝廷。
太元元年（376年），孝武帝已经成年，褚蒜子便下诏还政于孝武帝，复称崇德太后。这一次，她是真的彻底退出了权力中心，回到崇德宫，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
回顾褚蒜子的一生，她三次摄政，历经六位皇帝，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她从不带亲戚入朝为官，也未曾想着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划，尽显不恋权的态度。每一次结束摄政，回到崇德宫时，朝中虽会送上钦赐，她也只是淡然接受。
即便退隐了，她对朝政依旧有着影响力。在往后的十几年里，每逢历史的关键转折，臣下若来请教，她总会低调地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却从不越界去掌权、干涉，始终维持着一种“幕后坚守”的角色，就像站在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点上，既是历史的见证者，也是众人的精神支柱。
太元九年（384年）六月初一，褚蒜子在显阳殿去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孝武帝与褚蒜子为叔嫂关系，朝中议论如何服丧的问题。太学博士徐藻提议说：“侍父侍君都应该做到敬。《礼记》上说：‘夫妻丧礼，丈夫按父亲丧制，则妻子按母亲丧制’，那么丈夫按君礼，妻子应按后礼。为太后服齐丧，是母亲的丧制。鲁人讥讽违礼的祭祀，是表明对尊者之尊。今皇帝亲自奉祀康帝、穆帝、哀帝及靖后，尊重如同亲生，怎么可以尊敬为君，而丧服按本亲呢？应该行齐衰丧礼，服丧一年。”孝武帝听从了这个意见。七月二十八日，孝武帝将褚蒜子安葬于崇平陵。
参考《晋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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