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色未亮，文山村村委会二楼的灯光却早已刺破黎明前的黑暗。
安置房清理专班成员们不畏艰难，起早摸黑，深入到全村每一户家中，与村民们面对面交流，详细了解他们人口迁入迁出情况。
他们仔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对每一户的拆迁安置情况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核实。
当专班成员陈卫东推开满桌的档案材料，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，目光再次落在李大宝的户籍档案上。
那张略显模糊的一寸照片里，男子眼神闪烁，嘴角却带着不合时宜的笑意。
“组长，这已经是第七次核对李大宝的材料了。”
年轻组员小赵端着两杯浓茶走过来，呷了一大口，袖口抹了抹嘴唇，“迁入记录、建房审批、拆迁协议，表面上严丝合缝，可就是太完美了，完美得不像真的。”
陈卫东没有立即回应。他起身走到窗前，看着晨曦中的文山村。这个曾经被称为瓦子庙的荒凉半岛，如今已是楼宇林立的新社区。
但他比谁都清楚，在这光鲜的表象之下，埋藏着多少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“绿水青山枉自多，华佗无奈小虫何！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。”的局面很快得到改变，人们终于找到了对抗这些寄生虫的方法，血吸虫病在这片土地上逐渐被消灭。
在血吸虫被有效控制之后，以村民小组长陈卫东的父辈们——那些勇敢而勤劳的人们为代表，开始陆陆续续地踏上这片曾经被遗弃的土地。
他们或是带着对土地的深情与敬畏，挥汗如雨地开垦着一片片荒地，希望在这片肥沃却又未被开化的土地上播种下希望的种子；或是驾着小舟，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撒网捕鱼，以渔业为生，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丰饶与宁静。
六十年前，陈卫东的父亲作为第一批垦荒者，踩着血吸虫肆虐的沼泽地来到这里时，整个生产队只有七十几户人家。
如今，文山村已有四千户、一万五千人，其中两千户竟是既无房无地的“空挂户”。每想至此，陈卫东都觉得肩上的担子又沉了几分。
“走吧。”陈卫东突然转身，抓起外套，“再去会会李飞龙老人。”
李飞龙家住在新安置小区的三楼。88岁的老人独居在一套两居室里，客厅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全家福——那是他年轻时与妻儿的合影，妻子早逝，儿子在外打工多年未归。
“陈组长，你们来了。”老人颤巍巍地打开门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期待，“那个李大宝的事情，有进展了吗？”
小赵拿出记录本，陈卫东则蹲在老人身边：“李大爷，您再仔细说说，当年李大宝是怎么来到村里的？”
老人的记忆之门再次打开。1983年春天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敲响了他家的门，自称是邻县来的难民，想要投靠远房表叔李飞龙。
“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”老人眯起眼睛，“我说我家在邻县没有亲戚，那年轻人却扑通跪下了，说一定是弄错了，求我收留他几天。”
这一留就是三十年。李大宝先是借住在李家的柴房，后来在后院自建了三间瓦房。
村里人都说李飞龙好心有好报，白捡了个侄子养老送终。谁知拆迁时，李大宝通过贿赂村干部，不仅独吞了全部补偿款，还企图霸占李飞龙的安置房。
“最奇怪的是，”李飞龙突然压低声音，“有一次他喝醉了，说梦话喊的是另一个名字，叫什么...卫国？还说什么‘那件事没人知道’。”
陈卫东与小赵对视一眼，同时感觉到这个细节的不同寻常。
回到办公室，陈卫东立即去派出所调取全省同名人员查询系统。当“林卫国”这个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时，一连串惊人的信息让所有专班成员屏住了呼吸。
“1987年，平板县故意杀人案在逃嫌疑人...”小赵念出屏幕上的字，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，“组长，这个林卫国的年龄、籍贯，都与李大宝吻合！”
陈卫东当即决定亲自前往平板县核查。
十八个小时的火车，再加上三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，当他终于站在渭水村村委会门前时，已是次日黄昏。
村支书老杨是个朴实的中年汉子，听完陈卫东的来意后，他皱起了眉头：“李大宝？我们村确实有个李大宝，但他从来没出过远门啊。”
真正的李大宝是个满脸沧桑的农夫，正蹲在自家门槛上抽旱烟。得知有人冒用自己的身份，他惊得烟杆都掉在了地上。
“1983年那年，我在去广州打工的火车上丢了钱包和身份证，”真李大宝回忆道，“只好灰溜溜地回家种地，再没出过大山。怎么会有人冒充我呢？”
就在陈卫东准备进一步询问时，老杨突然插话：“说起来，那年我们村还出了件大事。林家的二小子林卫国，因为感情纠纷把人家打死了，然后就失踪了，至今没抓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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