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轻的英国军官爱德华·芬奇，正在用他的双眼和日记，一步步丈量并解构着大明帝国那令人震撼的物质力量时，另一双同样深邃的蓝色眼眸，正从遥远的罗马，穿越万水千山，审视着这个正在东亚大陆上发生的、翻天覆地的剧变。
罗马，梵蒂冈。
在这座象征着天主教世界最高权柄的城中之城，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之下，一间不对外人开放的密室之内，一场事关遥远东方的秘密会议，正在进行。
空气中弥漫着古老羊皮卷和融化蜂蜡的混合气息，摇曳的烛火，将墙壁上巨大的世界地图，映照得光影斑驳。教皇乌尔班八世，身着纯白的丝绸长袍，坐在 carved-oak 主位上，他的面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庄严而凝重。下方，十几位身穿绯红色长袍的红衣主教，神情肃穆，围绕着一张长桌，桌面上，摊放着几份从东方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辗转送来的情报。
其中最醒目的，是一份印刷精美的《雅加达海洋公约》拉丁文译本，和几期《大明皇家日报》的剪报。
“先生们，”教皇苍老而有力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密室中回响，“魔鬼的信徒、该下地狱的新教徒英国人，在东方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惨败。他们的舰队，连同他们那位被吹嘘为战神的纳尔逊，一同沉入了海底。而做到这一切的，是那个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腐朽、没落的中华帝国。”
一位主管传信部的红衣主教，站起身来，补充道：“教皇冕下，根据我们从澳门和马尼拉的教区传回的消息，这个帝国的变化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剧烈。一个名叫‘顾昭’的护国首相，在事实上已经掌控了那个国家。他正在用一种我们前所未见的、强硬而高效的方式，进行着一场彻底的变革。”
他拿起一份情报，念道：“此人推行所谓‘新政’，其核心指导思想，是他们古老典籍中的一句话——‘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’。在这条思想的指导下，他们对境内所有的宗教，都进行了极其严格的管控。无论是他们本土的佛教、道教，还是我们的天主教，都被剥夺了公开传教、发展教徒以及修建新教堂的权力，只被允许作为一种‘哲学思想’，在官方划定的极小范围内存在。任何试图干涉政治、教育、乃至民间风俗的行为，都会遭到无情的镇压。我们在广东和福建的几个秘密教区，已经被彻底捣毁，多位神父被驱逐出境。”
这番话，让在场的所有红衣主教，都感到了深深的寒意。
这是一种比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弯刀，更加可怕的威胁。武力的迫害，只会催生出更多的殉道者，让信仰之火愈发旺盛。但这种将宗教釜底抽薪，将其从社会生活中彻底剥离，仅仅视作一种可以被关在笼子里研究的“哲学”的世俗化政策，却是在从根源上，扼杀天主之光在东方的传播。
然而，危机的另一面，往往是机遇。
另一位一直沉默不语，负责宗座科学院事务的红衣主教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：“冕下，各位大人。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，这位东方的强者，顾昭，他对我们欧洲的‘科学’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渴求。根据情报，他建立了一所名为‘格物院’的机构，网罗了整个东方最聪明的头脑，日夜研究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和工程学。他甚至不惜重金，雇佣那些我们视作异端的欧洲技师，为他建造工厂和战舰。这扇紧闭的大门，并非没有一丝缝隙。”
他加重了语气：“我们都知道，科学的尽头，是神学。当一个人越是探究宇宙的精妙与浩瀚，就越会为造物主的伟大而感到谦卑。科学，可以是摧毁信仰的毒药，但同样，也可以是我们引导迷途羔羊，走向天主荣光的，最巧妙的敲门砖。”
教皇乌尔班八世的眼中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。
他点了点头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，最后，落在了末席一位年轻的、来自德意志的耶稣会士身上。
“约翰·亚当·沙尔·冯·白，”教皇用他那略带生硬的德语，念出了这个名字，“我听说过你，你在罗马学院的成绩，是三百年来最优秀的。你不仅精通神学，还对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和伽利略的望远镜，有着比许多所谓的‘科学家’更深刻的理解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还掌握了那门复杂的东方语言。”
那位被称作“冯·白”的年轻神父，立刻起身，恭敬地躬身行礼。他身材高大，面容儒雅，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眸中，闪烁着智慧与信仰交织的光芒。他，就是日后在中国声名显赫的——汤若望。
“现在，我，以上帝之名，委予你一项最神圣的使命。”教皇的声音，充满了不容抗拒的威严。
“你的表层使命，是作为一名天文学家和学者，前往东方的南京。带着教廷最珍贵的礼物——我们最新绘制的星图、最精密的航海钟、以及所有关于几何、代数、光学的着作，去赢得那位护国首相的信任与好感。你可以协助他们修订历法，可以和他们的学者探讨宇宙的奥秘，尽你所能，展现天主教会所拥有的、无与伦-比的知识力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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