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二十四年的春天，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，也更冷。应天城内的杨柳才抽出些许鹅黄的嫩芽，便被一阵倒春寒打得蔫头耷脑，连带着紫禁城重重殿宇的琉璃瓦上，那本应耀眼的日光，也显得有气无力，透着一股难以驱散的阴郁。这股阴郁，并非全然来自天气，更深沉的，是自帝国权力核心弥漫开来的、无声的紧绷与猜忌。
林霄借编纂《洪武大典》之机，将那份关于“前代藩镇地理考略”的札记，夹杂在浩瀚的编纂文稿中，如同将一颗微小的石子投入深不见底的潭水，表面几乎未见涟漪，但其引发的暗流，却已在潭底汹涌激荡。那份札记，经由太子朱标之手，最终化作了一道密旨，飞向了锦衣卫北镇抚司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林霄表现得比以往更加沉寂，几乎将自己焊死在了翰林院典籍库那故纸堆成的“堡垒”之中。他对外界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，每日里只与虫蛀的典籍、模糊的刻本为伍，反复校勘着那些早已作古的人名、地名、官职称谓，仿佛他的世界只剩下这些散发着霉味的字符。同僚们早已习惯了他的“迂腐”和“木讷”，孙耀宗甚至偶尔会带着一丝优越感的“怜悯”，提醒他“编书虽要紧，也当惜身，莫要熬坏了眼睛”。林霄对此一概报以谦卑而略显腼腆的微笑，连声称是，转身便又埋首案牍，将那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编圣贤书”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。
然而，唯有他自己知道，在那副看似古井无波的面容下，心神正以前所未有的敏锐，捕捉着外界一丝一毫的微妙变化。他像一只经验丰富的猎犬，虽伏于巢穴，耳朵却始终竖着，鼻翼翕动，不放过风中传来的任何一丝危险或机遇的气息。
变化，首先来自宫廷内部流转的、那些看似程式化的公文与谕旨的细微语调差异。
以往，涉及北疆军务、特别是与北平都司相关的批复，朱元璋虽一贯严厉，但多是就事论事，强调屯田实效、操练精熟。但近来，林霄在协助整理下发兵部的部分谕令抄件时，敏锐地察觉到，皇帝朱批的措辞变得愈发冷硬、尖锐。诸如“毋得懈怠”、“倍加整饬”、“若有虚文塞责，定惩不贷”之类的警示性词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高，尤其针对关隘巡检、军械维护、粮草核查等具体环节，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。这绝非寻常，这更像是一种基于某种深刻不信任感的、预防性的鞭策与警告。
其次，是官员的悄然调动。这一日，林霄在核对各地呈送的新任官员名录以备大典“职官志”部分时，注意到一个细节：数名在五军都督府任职、以稳健敢言着称的中级将领，被不动声色地调往了山西、大同等处，职位或平调或略有升迁，理由多是“历练边务”、“加强防秋”。这几名将领的共同点是，并非任何一位勋贵大将的嫡系，甚至其中两人曾在蓝玉案后上疏直言军中部将牵连过广的问题，虽未被采纳，但其“孤直”的声名却因此流传。这种调动，看似正常的人事轮换，但将其放在北疆局势微妙的大背景下，其指向性便不言自明——皇帝在悄然加固面对北平方向的藩篱，而且选用的是相对“清白”、不易被藩王势力渗透的将领。
更让林霄心生凛然的，是来自苏婉通过最隐秘渠道传递的一次警告。那消息极其简短，却重若千钧：“近闻，御前听用之内侍，有因‘妄揣圣意’，私下议论‘天家家务’而被杖毙、贬斥者数人。风声紧，慎言。”
“天家家务”！这四个字如同冰锥，刺透了林霄所有的侥幸。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内侍，竟因议论此事而遭严惩，这只能说明，关于北平、关于燕王的疑虑，已经不再是朱元璋深藏心底的隐忧，而是已然浮上水面，成为了一个在帝国最高权力圈层内不能言说、却又无法忽视的“禁忌”！朱元璋在用最残酷的方式，警告所有知情人闭嘴，同时也暴露了他内心对此事的高度敏感与……或许还有一丝不愿承认的棘手与震怒。
所有这些碎片化的信息，在林霄脑中迅速拼接、印证。他知道，自己投出的那颗“石子”，已经触动了最深层的水流。太子朱标显然采纳了他的警示，并且可能通过更直接的渠道向皇帝进行了汇报或试探，从而彻底引爆了朱元璋对朱棣的猜忌之火。这把火，如今正在乾清宫那方寸之地熊熊燃烧，其炽热的温度，正通过一道道措辞严厉的谕旨、一次次微妙的人事调动，迅速向帝国肌体，特别是北疆蔓延。
终于，这场暗流涌动的风暴，在四月的一次看似寻常的朝会上，找到了一个宣泄的突破口。
那日朝会，原本议题是商讨东南漕运疏通及淮西春荒赈济之事。户部、工部堂官依次出班奏对，一切如常。然而，就在议题将近尾声，众臣以为即将散朝之际，一直高踞御座之上、沉默寡言了大半场的朱元璋，却突然开口了。他的声音并不高，却带着一种金石摩擦般的质感，瞬间压下了丹墀下的所有细微声响，整个奉天殿落针可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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