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刘锦棠咬牙整顿军心、准备对金积堡发动复仇攻势之际，困守孤堡的马化龙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却也堪称高明的战略决策。他深知清军主帅新丧，军心不稳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并未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堡内死守，而是秘密派出小股精锐，并联络陕西境内残存的回军势力，策动他们向陕西境内发起大规模佯攻，企图“围魏救赵”，迫使左宗棠分兵回援，从而缓解金积堡的压力。
这一招果然奏效。陕西多地烽烟再起，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向平凉和北京。虽然这些反扑的回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后勤，很快就被留守的清军及地方团练击退，但其造成的恐慌和混乱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远在数千里外的北京紫禁城，永远不缺少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落井下石的“机会”。
西北的败绩（刘松山殉国）、陕西的再次动荡，以及金积堡久攻不下的窘况，立刻成了某些人攻讦左宗棠的绝佳弹药。
一位御史奏报朝廷，言辞激烈：“臣启奏皇上、两宫皇太后！陕甘总督左宗棠，督师西北，历时已近两载，耗饷逾千万两，然观其成效，先是丧师辱国，折损大将刘松山，致使军心涣散；后又节制无方，致使陕境逆回复燃，烽烟再起！其人所称‘五年平定’，如今看来，不过是虚耗国帑、老师糜饷之托词！金积一弹丸小堡，顿兵坚城之下，旷日持久，伤亡无算，却寸功未建！长此以往，我大清财力必将被其拖垮！臣恳请朝廷明察，或另选贤能替换，或大幅削减其饷需，迫其速战，以免遗祸无穷！”
此言一出，立刻得到几名同样属于“海防派”或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官员附和。他们纷纷指责左宗棠用兵“迂缓”、“浪费”，将西北战事描绘成一个吞噬国库的无底洞，暗示其能力不足，甚至居心叵测。
珠帘之后，慈禧太后的脸色阴沉不定。刘松山之死和陕西的动荡确实让她非常不满，对左宗棠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。国库空虚，百废待兴，还要筹办洋务、建设海防（这是李鸿章一直强调的），西北的巨额开销确实让她感到肉痛。
就在金积堡前线血流成河、北京朝堂上暗箭齐发之际，另一位身处风暴中心的重量级人物——曾国藩，正经历着他仕宦生涯中最灰暗和艰难的时期。
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不久，便遭遇了极其棘手的天津教案。因民众怀疑法国天主教堂拐卖、虐待孩童，引发大规模冲突，民众焚毁教堂，打死外国领事、教士、商人数十人。此事震惊中外，英法等国陈兵海上，战争一触即发。
作为直隶总督，曾国藩被迫负责处理此案。在“攘外”与“安内”的两难抉择中，面对朝廷（尤其是慈禧太后）息事宁人的压力和外国武力的威胁，他最终采取了“严拿凶手，弹压士民，赔偿抚恤”的妥协策略，处决了十多名中国民众，并支付了大量赔款。这一处理方式，虽然暂时避免了与外国的战争，却引发了朝野清流、士大夫乃至普通民众的极大愤慨和口诛笔伐。一时间，“卖国贼”、“曾剃头”的骂声铺天盖地，其一生清誉几乎毁于一旦。曾国藩本人也内心极度痛苦，自认“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”，身心遭到重创。
就在此案尚未完全平息、曾国藩本人声望跌至谷底、且病体支离（他长期患有严重的皮肤病、眼疾和眩晕症）之际，朝廷出于平衡和需要，不得不将其调回相对远离外交漩涡的两江总督原任。这实则是某种程度的贬谪和冷处理。
正是在这种自身难保、声望扫地、且已离开权力中心（直隶总督位近枢廷）的极其不利的处境下，曾国藩得知了京城朝堂上对左宗棠的攻讦。
此刻，他完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，沉默不语。毕竟，他与左宗棠素有嫌隙，政见不合，且左宗棠此前也曾对他多有批评。趁此机会坐视左宗棠陷入困境，似乎也无可厚非。
然而，曾国藩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。
在江宁（南京）两江总督衙门里，这位身心俱疲、饱受争议的老人，在收到京中友人关于弹劾左宗棠的密信后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幕僚赵烈文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建议：“涤帅，您如今自身处境艰难，清议汹汹，西北之事，是否暂且…避嫌？”
曾国藩缓缓摇头，声音疲惫却异常坚定：“烈文，此言差矣。我与左季高，乃君子之争，非小人之怨。西北战事，关乎社稷安危，非一人之得失荣辱。此刻若因私怨而袖手，坐视大局崩坏，我曾国藩成何人了？岂不真成了只知党同伐异、不顾国家安危的小人？”
他强撑病体，再次坐到书桌前。那支因右臂麻木而难以掌握的笔，此刻显得格外沉重。他不仅要以戴罪之身、贬谪之员的身份上书朝廷，为他的政敌辩护，还要动用自己残存的影响力，给京中的故旧写信。
在给朝廷的奏折中，他几乎是以一种“乞求”的姿态，完全抛开个人得失，纯以国事为重地写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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