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六年的初冬，寒风裹挟着细雪，为帝国披上了一层素银。新政的根系在历经数载培育后，已悄然蔓延至帝国肌体的更深层，而随之而来的，是更为复杂微妙的新挑战。年轻一代的砥柱们，在各自的舞台上，开始面对超越具体事务的、关乎制度、理念与长远布局的考验。
“漠南汇通票号”的信用已然坚如磐石，其发行的银票不仅覆盖了归化城互市，更随着商队的足迹，悄然流向更遥远的蒙古草原深处，甚至开始被一些与大明关系微妙的瓦剌、鞑靼部落所接受。金融的力量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展现出其超越刀剑的渗透力。
然而，李自成看到的不仅是便利与利润，更是潜藏的风险与机遇。银票的流通范围越广，其对大明信用的依赖就越深，这固然能加强羁縻，但一旦发生大规模挤兑或信用崩溃，引发的连锁反应也将是灾难性的。同时，随着交易量激增，单纯依靠票号自身的清算已显吃力，跨区域、跨商号的结算延迟和差错开始出现。
李自成向满桂提交了一份详尽的《漠南金融疏理与拓展方略》。他提出数条开创性建议：其一，在“汇通票号”基础上，推动成立由皇商司主导、各大商号参与的“漠南票据交换所”，统一处理各商号间的异地汇兑和票据清算，制定标准化的清算流程和争议解决办法，以提高效率，降低风险。其二，严格核定各合作商号的信用额度，建立“风险准备金”制度，要求票号及主要合作商号按业务量存入一定比例的白银作为储备，以应对潜在波动。其三，尝试与更远方、态度相对缓和的蒙古部落首领接触，探讨以其部落信誉或特定资源（如矿山开采权、牧场使用权）为抵押，提供更大额的“开发信贷”，将其经济命脉更深地融入大明体系。
“此非单纯商事，实乃经略草原之利器。”李自成对满桂剖析道，“以往羁縻，多靠赏赐、盟约，其效短暂。今以金融纽带系之，使其利益与我朝深度捆绑，则其动向，皆需权衡利害，其心向背，自有金银权衡。”
满桂虽对部分金融术语一知半解，但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战略价值，尤其是“开发信贷”的设想，让他看到了从根本上改变草原经济模式、实现长久安定的可能。他批准李自成小范围试行票据交换所和风险准备金制度，并授权其可秘密与选定的部落头人进行初步接触。李自成的工作重心，已从建立信用，转向构建一套可持续、可扩展的金融管理制度，试图将帝国的经济影响力，化为无形的疆域。
新式织机和皇商司的标准，在张献忠的铁腕推动下，已深刻改变了江南织造业的生态。效率提升，质量统一，皇商司掌控下的外销渠道利润丰厚。然而，技术的扩散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。
一些嗅觉灵敏的外地商帮，尤其是闽商和粤商，不惜重金挖走江南熟练的织工，或通过贿赂等手段，获取了新式织机的图纸和工艺标准，开始在福建、广东等地仿效建立新式织坊。他们利用本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成本，生产出价格更具竞争力的绸缎，不仅冲击南洋市场，甚至开始反销江南，对皇商司的利润构成了威胁。
消息传到苏州，皇商司内部一片哗然，有人主张严密封锁技术，有人建议降价竞争。张献忠却异常冷静，他意识到，单纯的技术壁垒是无法长久的，尤其是在利益驱动下。
他没有选择堵，而是再次祭出了“标准”的大旗。他上书皇商司总部并奏请朝廷，建议将江南已然成熟的这套织造标准，上升为“大明官营织造及优等丝绸出口推荐标准”。他提出，由格物院、皇商司牵头，联合江南织造名家，对现有标准进行进一步优化和细化，尤其是在染色牢度、织物强度、图案创新等更高层次上设立更严格的标杆，并申请成为官方认定的标准。
同时，他建议朝廷，对符合此“大明标准”的丝绸出口，给予关税优惠、官方贸易渠道优先权等政策倾斜；而对于不合标准的丝绸，则加以限制或课以重税。此外，他要求格物院和皇商司的技术工匠不能停步，必须持续研发更高效、更精密的新型织机和独门染色工艺，确保技术上的代差优势。
“他们要学，就让他们学旧的。”张献忠对督办冷笑道，“咱们的标准要不断提升，技术要持续领先。他们刚学会走，咱们就要开始跑。让他们永远跟在后面吃灰！这，才是真正的壁垒。”他的策略，从单纯的技术控制，转向了构建以持续创新和官方认证为核心的、更高维度的竞争壁垒，试图将大明标准，打造成全球丝绸贸易的准绳。
龙安府的茶叶、桐油和药材产业已形成规模，土民生活富足，对朝廷的认同感空前高涨。柳文耀（小石头）的政绩有目共睹，其“皇亲”与“能吏”的双重身份，使他成为了朝野瞩目的新星。然而，盛名之下，暗流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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