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十六年的盛夏，几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洗去了连日的酷暑，却也带来了江河涨溢、道路泥泞的困扰。帝国四方在春日看似向好的势头下，潜藏的暗礁与深层次矛盾，伴随着潮湿闷热的气候，逐渐浮出水面，考验着各方砥柱的智慧与定力。
北疆，磐石堡的“北疆书院”在争议中艰难开学。首批学子不过百人，汉蒙混杂，年龄不一，教授的内容更是被朝中清流斥为“不伦不类”。然而，朱由检力排众议，甚至将两名公开非议书院的本地文官调任闲职，展现了其推行文治的坚定决心。
但阻力并非仅来自外部。书院内部，来自关内的儒学士子与通晓杂学的边缘文人之间，因教学理念和课程侧重不同，也产生了龃龉。儒学士子坚持“经义为本”，认为舆地、夷语不过是末技；而实学士子则强调“学以致用”，双方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上争执不休。
更棘手的是，李永芳密报，罗刹人似乎改变策略，加大了文化渗透。他们通过商队，向一些亲近大明的部落头人赠送印刷精美的东正教经文书册，并配有插图，其内容隐晦地宣扬沙皇的“庇佑”与“文明”。虽然目前影响甚微，但其长远图谋令朱由检警惕。他下令书院加紧蒙语、罗刹语人才的培养，并组织人手编纂批驳东正教义、宣扬华夷一体的大明版蒙文书籍，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争夺战，在北疆悄然展开。
龙安州，资本的狂欢达到了顶峰。大量热钱的涌入，使得地价、房价飞涨，生活成本陡增，原本因《工律》而受益的普通工匠，实际生活水平不升反降，怨气滋生。部分投机商贾不再满足于投资工坊，开始囤积居奇，炒作蒸汽机相关股票（类似股份凭证），甚至出现了伪造龙安工坊技术图纸进行欺诈的事件。
柳文耀试图套上的缰绳，在巨大的利益洪流面前显得脆弱。他颁布的提高新设工坊标准的州令，被一些资本巧妙规避——他们收购旧有小工坊，换牌不换药，继续粗放生产。联合商队的成功，吸引了更多效仿者，恶性竞争初现端倪，龙安布匹等传统产品的价格被压低，利润摊薄。
一场因工钱实际购买力下降引发的罢工，在一家中型织布工坊爆发，并迅速得到其他数家工坊工匠的响应。他们不再仅仅针对某个工坊主，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州衙，要求抑制物价、保障基本生活。
柳文耀站在州衙二楼的窗前，看着外面聚集的人群和喧嚣的街道，脸色铁青。他知道，龙安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。若放任资本，则《工律》崩坏，社会动荡；若强力压制，则可能吓跑资本，导致产业萎缩。他必须在这狂澜中找到一条狭窄的平衡之路。
东南海域，“镇远号”的下水并未立刻迫使英吉利人在谈判桌上屈服，反而让他们更加谨慎。英方代表不再纠缠于条约细节，反而提出一个看似退让的建议：希望大明允许英吉利商船在指定的、非主要贸易口岸（如泉州、宁波）进行“临时性补给和避风”，并请求大明派出一个“技术观摩团”前往英吉利，“交流”造船与火炮技艺。
张献忠本能地觉得不对劲。“妈的，这英夷打的什么算盘？想让老子的人去他们那儿？怕不是想扣下来当人质，或者偷学老子的手艺？”他断然拒绝了后者，对于前者，则持保留态度，要求英方提供其所有在远东船只的详细名录和航行计划作为交换。
与此同时，潜伏在澳门的细作传回密报，称英吉利人正在加紧与荷兰人接触，似乎是在探讨“联合勘探”大明东南沿海某些岛屿（包括台湾）的可能性，并提及了“非军事化”、“共同开发”等字眼。
“想绕过老子，跟荷兰鬼勾搭，打老子地盘的主意？”张献忠怒极反笑，立刻下令水师加强对台湾沿岸及附近岛屿的巡弋，并放出风声，明军将在澎湖以东举行大规模“海上操演”，任何未经允许靠近的外国船只，“后果自负”。海疆的局势，因英吉利人迂回、联合的策略，变得更加迷雾重重。
日本江户，持续数月的内讧终于有了结果。年轻的将军德川家光在权衡利弊后，出人意料地展现了他的决断力。他并未完全倒向任何一方，而是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案：严厉惩处了几名贪墨证据确凿的外戚官员，暂时压制了外戚派的嚣张气焰；但同时，他也否决了辅政派提出的进一步收紧贸易、甚至驱逐大明使团的激进主张。
相反，他下令由幕府直接控制的长崎奉行所，尝试与大明使团进行“有限度的、非正式的”接触，探讨在幕府严格监管下，适度增加生丝、药材等特定商品的进口额度，以缓解财政压力、平抑物价的可能性。但他同时严令，绝不允许大明商船前往日本其他任何港口，也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技术流出。
长崎大明使团馆驿内，杨涟与孙传庭接到幕府方面的非正式沟通请求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“此乃破冰之始！”孙传庭（融合范仲淹武魂）难掩兴奋，“虽步履维艰，然门缝已开。当谨慎应对，务求促成此事，哪怕初始贸易额极小，亦是重大突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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