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十七年的初冬，大雪如期而至，将帝国的喧嚣与动荡暂时封存于一片素白之下。然而，严寒并未冻结各方的谋划与角力，反而像是一方巨大的磨刀石，砥砺着帝国的锋芒，冰层之下，惊雷正在悄然孕育。
北疆，千里冰封，呵气成冰。罗刹人虽已退去，但朱由检心中的警兆却愈发强烈。鹰扬堡战役中，罗刹人仿制改进的火炮，其射程与威力已隐隐逼近明军，若非战术运用得当，胜负犹未可知。他深知，下一次交锋，必是更为惨烈的技术对抗。
利用冬季无法大规模用兵的间隙，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军械改良中。他亲自督造扩建了磐石堡的“军械研造所”，不仅集中了北疆最好的铁匠和工匠，更以重金和优厚待遇，从龙安“格物院”和关内兵仗局，挖来了数名精通冶金与火炮设计的人才。
研究的核心，便是如何进一步提升“泰昌式野战炮”的射程、精度与耐用性，并尝试缩小口径，制造更适合骑兵携带的“骑炮”。朱由检几乎日日泡在研造所内，与工匠们一同研讨图纸，观看试射，记录数据。北疆的冬天，在炉火的映照与试炮的轰鸣中，充满了铁与火的灼热气息。他知道，与罗刹的较量，已从单纯的战场厮杀，延伸至更深层次的技术竞逐。
龙安州，资本与守旧势力的反扑，并未因严寒而停歇，反而借着年关节庆，在朝堂之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澜。数名江南籍的御史言官联名上奏，弹劾柳文耀“借《则例》之名，行商贾之事，与民争利，致使龙安百工凋敝，民怨沸腾”，并附上了所谓“龙安工匠血泪陈情书”（实为伪造）。更有甚者，将龙安工坊的煤烟与污水，渲染成“毒瘴弥天，毁损龙脉”，言辞耸人听闻，直指柳文耀祸国殃民。
这些奏章在年关前的朝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。部分守旧大臣趁机发难，要求朝廷收回《则例》，查办柳文耀。支持新政的官员则据理力争，双方在金銮殿上吵得不可开交。
消息传回龙安，柳文耀面沉如水。他深知，这已非简单的商业竞争，而是关乎帝国未来走向的政治斗争。他连夜写下万言奏疏，一方面以详实数据驳斥诬蔑，另一方面则尖锐指出，反对者实为“恋栈旧利，罔顾国势”，若因噎废食，则帝国工业化前功尽弃。他请求皇帝圣心独断，并愿亲赴京师，与弹劾者当廷对质。
乾清宫内，朱常洛看着堆满案头的弹劾奏章与柳文耀的自辩疏，眼神冰冷。他并未立刻表态，而是将此事留中不发，秘令东厂暗中调查那些弹劾奏章背后的指使之人和伪造证据的源头。龙安的命运，乃至新政的成败，悬于皇帝一念之间，也系于这场不见硝烟的朝堂暗战。
东南福州港，尽管北风凛冽，一支由三艘新式战舰（包括“靖海号”）和五艘大型福船组成的特混舰队，在张献忠的亲自率领下，悄然拔锚起航，目标直指婆罗洲西北部的那处天然良港。此行任务重大：与当地土王正式缔结条约，获得港口使用权，并建立第一个大明在南洋的永久性据点——“镇南港”。
航行之初颇为顺利，凭借改进的航海仪器和详细海图，舰队顺利穿越台湾海峡，进入南海。然而，就在接近婆罗洲海域时，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风暴。狂风卷起如山巨浪，战舰在波峰浪谷间剧烈颠簸，如同树叶般渺小。“靖海号”虽舰体坚固，亦有多处受损，一艘福船甚至险些倾覆。
风暴持续了两日方歇。舰队损失了不少物资，多名水手受伤，航程也被大大延误。张献忠站在重新恢复平稳的“靖海号”舰桥上，望着劫后余生的舰队和依旧茫茫无边的大海，脸色凝重。他深知，这仅仅是远征的第一步，真正的挑战——陌生的海域、潜在的西夷威胁、难以捉摸的土着——还在后面。海疆的拓展，每一步都伴随着未知的风险与巨大的代价。
日本江户，持续数月的权力斗争，终于在冬雪降临时尘埃落定。出乎许多人意料，在关键时刻，以酒井忠世为首的辅政派获得了多数谱代大名（世袭家臣）的支持，而浅井久政的外戚派则因其急切寻求外援（包括与大明的秘密接触）的行为暴露，引发了众多大名的警惕与反感，最终功亏一篑。
辅政派拥立了德川家光的幼弟德川纲重为新任将军，由酒井忠世等人继续辅政。浅井久政被迫隐退，其党羽遭到清洗。
消息传至长崎，大明使团馆驿内一片沉寂。杨涟与孙传庭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遗憾与凝重。他们押注浅井派，终究是赌输了。
“辅政派上台，其对外政策恐更趋保守。”孙传庭（融合范仲淹武魂）叹息道，“我等与浅井氏之秘密往来，虽未留下实证，然必已引起酒井派之忌惮。日后与幕府交涉，恐更为艰难。”
杨涟（融合于谦武魂）沉吟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懊悔无益。当务之急，是立刻调整策略。需以更谦卑、更守规矩的姿态，向新幕府表示祝贺，并重申大明愿遵守日本法度，只求维持长崎现有贸易。同时，彻底切断与浅井派的一切联系，销毁所有可能引火烧身的痕迹。”东瀛的局面，因辅政派的胜利，并未迎来预期的开放，反而可能进入一个更加封闭和警惕的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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