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，上午九点。
大门外挤满了记者和围观的人，摄像机架了一排，闪光灯噼里啪啦的。
几个穿制服的保安站在门口，维持秩序。
旁听席上坐满了人，有患者家属，有医药行业从业者，有法律界人士，还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。
前排坐着几个推轮椅的人，轮椅上坐着孩子，有的很小，三四岁，有的十几岁，都很瘦，脸色苍白。
小石头坐在第三排的轮椅上，他妈妈站在旁边，手扶着轮椅的把手，手指攥得很紧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那些孩子，看了很久，又转回去。
“妈妈，他们也是SMA？”
“嗯。”
男孩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他的手指很细，像枯枝。
他攥了攥拳头，又松开。
法官敲了法槌，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席上坐着三个人，中间是药企的中国区总经理，姓陈，四十多岁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旁边是两个律师，一男一女，都穿着黑色律师袍，面前摊着厚厚的文件。
被告席上坐着医保局的副局长，姓王，四十出头，短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说话声音不大。
她旁边是法制办的一位处长，姓赵，四十多岁，说话慢条斯理。
法官宣布开庭，原告律师先发言。
女律师站起来，翻开文件，声音很亮。
“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当事人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，多年来投入巨资研发罕见病药物。以本案涉及的SMA治疗药物为例，研发周期超过十年，投入资金超过二十亿美元。该药物在全球多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，定价基于研发成本、生产成本、市场推广成本等多重因素。我方尊重中国医保制度的特殊性，也愿意通过谈判提供优惠价格。但被告方在谈判中采取的单方面压价行为，严重侵犯了我方当事人的知识产权和合理利润，违反了公平原则和契约精神。我方请求法庭确认被告方的行为构成歧视性定价，并要求重新谈判。”
她坐下，法官看向被告席。
王副局长站起来，看着法官说：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第一，药品定价不是纯市场行为，涉及公共利益，尤其是救命药，必须在企业利润和患者可负担性之间找到平衡。第二，我方在谈判中的定价依据充分，参考了该药物在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第三，原告所说的优惠价格，是从一百二十万降到三十万。三十万，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，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我方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，原告所谓的‘歧视’，不是针对他们，是针对所有吃不起药的中国患者。”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，法官敲了法槌，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，走到法庭中间，大声说：“王副局长，您说参考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请问，您参考的是哪些国家？价格是多少？”
王副局长翻开面前的文件回应道：“澳大利亚，折合人民币约六万元。日本，约八万元。英国，约九万元。德国，约十八万元。美国，约一百二十万元。我方最终谈判价格是三十万元，高于澳大利亚、日本、英国，低于美国和原告最初报价。我方认为，这个价格是合理的。”
原告律师笑了一下继续问：“王副局长，您说的那些国家的价格，是经过医保谈判后的价格，还是上市价格？”
“医保谈判后的价格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，在这些国家，医保谈判是基于药品的临床价值、市场潜力、患者人数等多重因素，不是单纯压价？”
“我知道。我方也是基于同样的因素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，在这些国家，医保谈判是有法律框架的，不是单方面行政命令？”
“我方没有下行政命令。我们是谈判。”
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
旁听席上的人听着，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。
小石头听不懂那些法律术语，但他听懂了“三十万”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他妈妈。
“妈妈，他们说三十万还是贵。”
女人没说话，只是握着他的手，握得很紧。
原告律师坐下了。
被告律师赵处长站起来，翻开文件说：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想向法庭出示一组证据。原告在全球各国的定价对比，以及全球各地的折扣率。数据显示，原告在中国谈判后的价格，依然高于某些发达国家。”
他把证据递给法官。
法官看了，传给原告律师。
原告律师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。
赵处长继续说。
“原告说他们给了最大的诚意。但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同样一瓶药，卖给我们三十万，卖给德国是十八万？是因为中国的患者，命更值钱吗？”
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，法官敲了法槌，安静了。
陈总经理坐在原告席上，脸色很难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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