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大的课堂，对陈默而言，宛如一个充满诱惑的“历史直播间”。
老师们讲授的是经过沉淀、相对“安全”的知识体系，而他脑子里装的，却是未来三十年经过实践检验甚至颠覆的“弹幕”和“剧透”。
忍住不发言，就像看着满屏的“前方高能”却必须保持沉默，憋得相当辛苦。
这天上午是《经济学原理》，授课的是一位姓刘的中年讲师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讲课一板一眼，着重阐述着计划经济的主体性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，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主流论调。
“同学们要认识到，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。市场调节就像池塘里的活水，很好，但必须在计划这个大堤坝的规范内流动，不能泛滥…”刘老师讲得投入。
底下同学们大多认真记着笔记，赵国强听得眉头紧锁，似乎在努力理解“堤坝”和“活水”的辩证关系；孙伟则偶尔走神，摆弄着他那支漂亮的进口签字笔；李振则是全场最认真的，几乎想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刻在脑子里。
陈默内心OS：“嗯，经典比喻，可惜啊老师，再过几年，这堤坝就得开闸泄洪，然后发现洪水凶猛得超乎想象，最后不得不学会游泳甚至造大船…而且这池塘里的鱼，有些可是会借着堤坝的阴影长成巨鳄的…”
到了课堂讨论环节，刘老师抛出一个问题：“那么，大家如何看待目前实行的‘价格双轨制’？它在我们经济转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”
同学们踊跃发言，大多肯定其积极意义，认为它逐步搞活了经济，是稳妥的改革方式。
孙伟站起来，用他清晰的语调说：“双轨制提供了一个缓冲带，避免了休克疗法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，同时给了非国营经济生存空间，我认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智慧选择。”
他的发言赢得了刘老师赞许的目光。
陈默内心OS：“说得没错，但只对了一半，缓冲带是有了，但也是腐败的温床啊兄弟…”
眼看讨论就要在一致赞扬中结束，陈默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举起了手。
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给这些未来的精英们提前打一点“预防针”，哪怕只是最轻微的暗示。
刘老师有些意外，这个一直安静听讲的学生似乎有话要说：“好，这位同学，请讲。”
陈默站起身，语气尽量平和，但用词却精准得像手术刀：“刘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同意双轨制的历史积极作用.
但我想补充一点可能存在的副作用，同一种商品，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并存，这中间的巨大差价，是否会诱使一些人，利用特殊的权力或关系，将计划内的物资倒卖到计划外市场，牟取暴利？
这种现象，民间似乎已经有‘官倒’的说法，这是否会造成资源错配和社会不公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…侵蚀改革的成果？”
教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同学们面面相觑，“官倒”这个词，大家或多或少听过，但在北大的课堂里如此直白地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点出来，还是需要点勇气的。
陈默顿了顿，继续抛出一个更超前的想法：“所以，我在想，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，或许可以在明晰产权上做更多探索。
比如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探索一种更灵活的‘混合所有制’？不是简单计划与市场双轨，而是在所有权层面，引入更多元的主体，既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，又能真正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，从根源上减少套利空间？”
这番话，前半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，后半段则隐约指向了未来多年后仍在探索的深水区改革。
刘老师推了推眼镜，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，深深地看了陈默一眼，没有立刻评价对错，只是缓缓地说：“这位同学的观点…很尖锐，也很有启发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老师，我叫陈默。”
“陈默…好，请坐，你提到的现象和思考，值得我们在后续课程中进一步探讨。”刘老师的语气听不出波澜，但显然已经记住了这个敢想敢说的学生。
赵国强在底下偷偷给陈默竖了个大拇指，低声道：“哥们儿，敢说！”
孙伟则撇撇嘴，觉得陈默有点哗众取宠，但眼神里也多了一丝探究。
下午是《法学导论》，授课的是一位头发花白、颇有儒雅气质的老教授，讲到“法治与人治”的经典命题时，课堂讨论十分热烈。
有同学引经据典，说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可依；有同学结合现状，说需要依法行政；还有同学强调法治需要群众法律意识提高。
老教授频频点头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。
轮到陈默时，他想了想，决定祭出一句在未来法学界和公共领域早已成为常识，但在1991年的课堂里却堪称石破天惊的概括。
他站起身，声音清晰而平稳：“教授，各位同学。我认为，讨论法治，或许可以抓住一个更核心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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