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大的课堂,对陈默而言,宛如一个充满诱惑的“历史直播间”。
老师们讲授的是经过沉淀、相对“安全”的知识体系,而他脑子里装的,却是未来三十年经过实践检验甚至颠覆的“弹幕”和“剧透”。
忍住不发言,就像看着满屏的“前方高能”却必须保持沉默,憋得相当辛苦。
这天上午是《经济学原理》,授课的是一位姓刘的中年讲师,戴着厚厚的眼镜,讲课一板一眼,着重阐述着计划经济的主体性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,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主流论调。
“同学们要认识到,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,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。市场调节就像池塘里的活水,很好,但必须在计划这个大堤坝的规范内流动,不能泛滥…”刘老师讲得投入。
底下同学们大多认真记着笔记,赵国强听得眉头紧锁,似乎在努力理解“堤坝”和“活水”的辩证关系;孙伟则偶尔走神,摆弄着他那支漂亮的进口签字笔;李振则是全场最认真的,几乎想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刻在脑子里。
陈默内心OS:“嗯,经典比喻,可惜啊老师,再过几年,这堤坝就得开闸泄洪,然后发现洪水凶猛得超乎想象,最后不得不学会游泳甚至造大船…而且这池塘里的鱼,有些可是会借着堤坝的阴影长成巨鳄的…”
到了课堂讨论环节,刘老师抛出一个问题:“那么,大家如何看待目前实行的‘价格双轨制’?它在我们经济转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?”
同学们踊跃发言,大多肯定其积极意义,认为它逐步搞活了经济,是稳妥的改革方式。
孙伟站起来,用他清晰的语调说:“双轨制提供了一个缓冲带,避免了休克疗法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,同时给了非国营经济生存空间,我认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智慧选择。”
他的发言赢得了刘老师赞许的目光。
陈默内心OS:“说得没错,但只对了一半,缓冲带是有了,但也是腐败的温床啊兄弟…”
眼看讨论就要在一致赞扬中结束,陈默犹豫了一下,还是举起了手。
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给这些未来的精英们提前打一点“预防针”,哪怕只是最轻微的暗示。
刘老师有些意外,这个一直安静听讲的学生似乎有话要说:“好,这位同学,请讲。”
陈默站起身,语气尽量平和,但用词却精准得像手术刀:“刘老师,各位同学,我同意双轨制的历史积极作用.
但我想补充一点可能存在的副作用,同一种商品,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并存,这中间的巨大差价,是否会诱使一些人,利用特殊的权力或关系,将计划内的物资倒卖到计划外市场,牟取暴利?
这种现象,民间似乎已经有‘官倒’的说法,这是否会造成资源错配和社会不公,反而在一定程度上…侵蚀改革的成果?”
教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同学们面面相觑,“官倒”这个词,大家或多或少听过,但在北大的课堂里如此直白地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点出来,还是需要点勇气的。
陈默顿了顿,继续抛出一个更超前的想法:“所以,我在想,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,或许可以在明晰产权上做更多探索。
比如,有没有一种可能,探索一种更灵活的‘混合所有制’?不是简单计划与市场双轨,而是在所有权层面,引入更多元的主体,既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,又能真正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,从根源上减少套利空间?”
这番话,前半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,后半段则隐约指向了未来多年后仍在探索的深水区改革。
刘老师推了推眼镜,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,深深地看了陈默一眼,没有立刻评价对错,只是缓缓地说:“这位同学的观点…很尖锐,也很有启发性。你叫什么名字?”
“老师,我叫陈默。”
“陈默…好,请坐,你提到的现象和思考,值得我们在后续课程中进一步探讨。”刘老师的语气听不出波澜,但显然已经记住了这个敢想敢说的学生。
赵国强在底下偷偷给陈默竖了个大拇指,低声道:“哥们儿,敢说!”
孙伟则撇撇嘴,觉得陈默有点哗众取宠,但眼神里也多了一丝探究。
下午是《法学导论》,授课的是一位头发花白、颇有儒雅气质的老教授,讲到“法治与人治”的经典命题时,课堂讨论十分热烈。
有同学引经据典,说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可依;有同学结合现状,说需要依法行政;还有同学强调法治需要群众法律意识提高。
老教授频频点头,鼓励大家畅所欲言。
轮到陈默时,他想了想,决定祭出一句在未来法学界和公共领域早已成为常识,但在1991年的课堂里却堪称石破天惊的概括。
他站起身,声音清晰而平稳:“教授,各位同学。我认为,讨论法治,或许可以抓住一个更核心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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