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城司档案库房内，光线昏黄，尘埃在从高窗斜射进来的几缕光柱中无声飞舞。
荣安独自坐在条案前，面前摊开着数册贴着“杨丰”标签的卷宗。她摒弃了所有杂念，如同前世在情报分析室一般，全身心投入到这些泛黄、带着霉味的纸页之中。
干当官，作为皇城司的中下层执行者，其经办案件五花八门，涵盖了皇城司职能的方方面面，是观察这个黑暗机构运作和时代矛盾的绝佳窗口。
荣安快速浏览着杨丰经手的案子。
宣和元年三月，城南永宁坊妖言惑众案。
表面记录为侦破一伙自称“弥勒下生”的民间教派，于永宁坊秘密集会，散布“朝廷无道，真主将出”等“妖言”。杨丰带人突袭，抓获首脑三人，从者十余人，搜出经卷若干。首脑被判“凌迟”，从者流放。案卷记录清晰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结论“妖言已靖，民心安定”。
她一下就发现了疑点。记录过于“完美”，像是精心修饰过的报告。对所谓“妖言”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，只以“悖逆之言”概括。被捕人员的背景调查极其简略，仿佛只是为了凑足人数。结案速度异常快，从发现到判决不足半月。更像是为了完成某种“维稳”指标，或是为了掩盖更深层次的矛盾而进行的定点清除。
宣和元年八月，吏部文选司主事王朴受贿渎职案。
表面记录为接到匿名举报，查实吏部文选司主事王朴在官员考核升迁中收受巨额贿赂，徇私舞弊。杨丰秘密侦查，获取关键账册，人赃并获。王朴下狱，家产抄没。案卷附有详细的赃物清单和部分证人供词。
她发现举报来源成谜，案卷中仅以“线人密报”带过。王朴官职不高，但位置关键，其倒台后，利益最大化的接任者是谁？案卷未提。
杨丰在此案中展现的调查能力，与他平时在司内表现的“平庸”形象略有出入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案结案后不久，与王朴关系密切的另一位官员得到了提拔，而那位官员，据荣安零碎的记忆，似乎与蔡京一党走得很近。
宣和二年正月，汴河漕运私盐夹带案。
表面记录为监控汴河漕运，发现某商船队利用运粮船只大量夹带私盐，偷漏税赋。杨丰协同逻察司设卡拦截，查获私盐数千斤，抓捕船主及伙计数人。案件移交有司审理。
案卷记载，查获的私盐最终“悉数入库”。但入库的具体数量与拦截时记录的初步数量有细微出入，少了几十斤。这种出入在大型查抄中本属常见，但荣安注意到，负责最终清点核验的吏员签名，与之前几次类似案件中出现的某个名字重合，而这个吏员，她隐约记得似乎与童贯名下某个管庄有所关联。是巧合，还是这条私盐线路背后，牵扯到了更上层的人物，杨丰的查抄只是“断尾求生”，或者……是某种利益交换下的默契？
宣和二年五月，城西夏氏祠堂巫蛊厌胜案。
表面记录为夏氏族人举报，族中祠堂发现用于诅咒族长致仕老臣的桐木人偶，上书族长生辰八字并插有银针。杨丰调查后，认定是族中一名与族长有宿怨的旁支子弟所为，将其逮捕，以“巫蛊害人”之罪论处。
此案看似是普通的家族内斗，但荣安发现，那位被诅咒的夏老臣，在致仕前曾是朝中少数几位敢于抨击花石纲弊政的官员之一。而那名被定为罪魁的旁支子弟，其家族似乎与推动花石纲的某个权贵门下清客有姻亲关系。这真的只是一起简单的巫蛊案，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、针对异见者的政治警告和报复？杨丰在其中，是恰好查清了“真相”，还是扮演了某种“清道夫”的角色？
宣和二年十月，北地行商细作嫌疑案，未结案。
表面记录为监控城北胡商聚集区，发现一行踪诡秘的北地行商，疑似辽国或金国细作。杨丰奉命监视，记录其接触人员、交易货物等。案卷记录持续了两个月，内容多是“目标甲今日前往某皮货店”、“与某人密谈片刻”等流水账，最终以“目标甲离京，线索中断”为由，暂时搁置。
这份未结案的卷宗，记录显得尤为“干净”和“敷衍”。“目标甲”的身份、具体怀疑依据、密谈对象身份、交易的货物详情，全部模糊处理。皮货店……荣安立刻联想到了“北韵斋”！
虽然案卷中未写明店铺名称，但区域吻合。杨丰对“北韵斋”的监视，至少在官方记录上，从去年就开始了！但他真的在认真监视吗？还是说，这种监视本身，就是一种掩护，或者……他早已与监视目标有了某种联系？“线索中断”是真的，还是他主动掐断了线索？
……
一桩桩，一件件。
荣安的目光越来越冷。
杨丰经手的这些案件，表面上都是皇城司的常规操作，镇压“妖言”、反腐肃贪、打击走私、处理民间纠纷、监视可疑人员等等。但若仔细推敲，其背后似乎都隐约牵连着朝中的党争、权贵的利益、甚至是与外敌的潜在勾连。许多案件虎头蛇尾，关键信息缺失，结案理由牵强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操控着调查的方向和深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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