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奶奶看我出息不了人，怕打一辈子光棍，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锱铢必较小买卖人。奶奶赶海捡了一筐小锥螺，两个人带我到永宁城赶集。他们占了一处摊位让我自己卖，一角钱一小碗，卖什么样算什么样。奶奶嘱咐我：“碗不能装上尖，抹平就行。”她为我示范卖了两碗两角钱之后，和爷爷去卖鸡蛋和镢头把。
那当时的农村女人，都有一件蓝市布平纹大襟衫，只有出门才穿，也象征着已婚和体面，妈妈和老婶、老奶、老姑等小西山的女人们，都有一件。
一群穿蓝市布大襟衫的女人们围住我夸我：“这小孩长的着好看。”我一高兴忘了一角钱一碗、平碗不能上尖。谁说我好看，我就免费送给谁一碗。只要是穿蓝色大襟衫的女人，都免费得到一碗小锥螺，一会儿分没了。一只夹在筐缝里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锥螺，被一个晚来的女人抠走。只有她板着脸训斥我：“你这个小孩真待人恨，不给我留一碗。”空筐里的一角钱，是一个良心发现的女人后扔进去的，让我终生感动。爷爷奶奶把我领到饭店，花四角钱给我买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碗肉汤。我头一回吃大米饭、喝这么香的肉汤，做买卖真好。
我们这茬小西山的草民孩子，专门和草过不去，春天刨草根，夏天、秋天割草，冬天搂草。六岁那年，我拿了镰刀和绳子，跟在郝振东家隔子三姐等一群姑娘后面，到屯北大树林子里割草。我割了一捆白花草，踉踉跄跄拿不动，妈妈来接我。她一只胳膊上生了大疖子，用另一只胳膊替我把草捆挎回家。
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和草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爷爷为我特制了割草的小镰刀和小挑筐，还有冬天搂草的小筢子和小帘子。那一年初冬的早晨，我第一次到南边子搂草。空旷的野外只有我一个人，手上磨起了泡，一头晌搂了六帘草。父亲收工后，挑两只大花支笼子来接我。我以为他夸我能干，让我歇一歇。他看我搂的草不屑地说：“我以为你搂了一垛呢！”
我听了很害怕，好像做了件坏事。父亲拿过我的小筢子，像耍一根鸡毛掸子，在大树下面轻松地划拉一堆树叶子，把帘子和筢子一起装进花支笼子里。
爷爷奶奶看我没出息，不让我念书，回家拾草拣粪。爷爷和奶奶交学费，父亲和妈妈不同意也没办法。老叔仗义执言：“小小子没杀人放火欺男霸女，就是淘气。他将来成了睁眼瞎钻牛腚打光棍，你们都是罪人。”说完，老叔还哭了。
弟弟还没出生，我是独苗。爷爷奶奶还得让我上学，但是必须拾草。
开始，我最喜欢到沙岗后割香蒲棒草。香蒲棒草不好晒不好烧也不抗烧，一割一大片，割一茬生一茬。别看香蒲棒草华而不实，熏蚊子都不是料儿，却有故事，还叫“小孩衣裳”。几十年前，董洪水打死了两个狼崽子，剥皮做了一双棉手捂子。老狼精为了报复，把他的两个闺女拖到沙岗后，吃的只剩下几根骨头。两个孩子的棉衣里面絮着蒲绒，被董洪水埋到沙岗后，生成了这片蒲草地。
“牛吸水”淤成脸盆大小，水面生了一层五彩水锈，水底下游动一窝窝水虫子。奶奶不让我割蒲棒草，阴天下雨返卤不好烧。她让我只割老牛筋、白花草和山槐子。近处的好草都被小西山的孩子们割枯了，等到来年才能长起来。
北海头那边的草好，太远，我一个人不敢去，董云华他们也不带我。
爷爷奶奶为我制定了培养标准：别冻着饿着，别累着闲着；放下扁担拿扫帚，放下筢子拿镰刀。心里想事眼里有活，自己精神自己长，手一份脚一份。
爷爷给我做了小铁锨小镢头小挑筐小扁担等，言传身教干各种农。奶奶给我缝了小围裙，干活之前扎在腰间，如同提前上套的小毛驴。我五冬六夏拾草，否则一天三顿饭就做不熟。我出门不能空着手，必须c粪筐拣粪。
国家提出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的方针，到了小西山，变成了“以吃粮烧草为纲，搂草打兔子——当捎”。那当时连基辛格还没说“谁控制了粮食,就控制了人类”，我也知道，年头好了粮食丰收了，就有了一切。没有粮食就得饿死，就得要饭。董云功三大爷蹲笆篱子，家里没有劳动力，没有公分带不回口粮。
大姐去生产队分苞米，几个弟弟妹妹事先埋伏在半路上。大姐背着半袋子苞米走到半路上，遭到弟弟妹妹们的抢劫，就地生吃了。
有了粮食固然饿不死，但是没有烧草，也无法将生米做成熟饭。和放在里屋的粮食囤子一样，每家每户的院子里或者街上，起码得有一座大草栏子。
每年第一场霜冻过后，山上的树叶子落下一层。家家户户的大人和孩子们紧急出动，拿了筢子上山划拉树叶子。立冬后第一次上冻，草干焦脆，男女老少起大早，到山上搂草。随着天气一点点寒冷，栏子里的草也不断增加。
谁家在上老冻之前不将草栏子装满，如同缺了口粮，冬天注定过得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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