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姒最重要的贡献,是确立了周人 “以德配天” 的核心价值观。商代信仰 “帝”,认为商王的统治权来自神授;而周人则提出 “天命无常,惟德是辅”,认为统治者必须具备德行才能获得天命支持。这一思想转变,太姒起到了关键作用。《诗经?大雅?思齐》赞美她 “雍雍在宫,肃肃在庙。不显亦临,无射亦保”,正是这种庄重肃穆的德行,为周人树立了道德典范。
公元前 1059 年,文王将都城从岐邑迁到丰邑(今陕西西安长安区),这是周人东进灭商的关键一步。迁都过程中,太姒发挥了重要作用,她主持规划了丰京的宫殿和宗庙布局,将 “以德治国” 的理念融入城市规划中。考古发现的丰京遗址中,宫殿区与宗庙区紧密相连,体现了 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 的理念,这与太姒的规划不无关系。
在丰京,太姒继续深化对子女的教育。此时的周武王已长大成人,开始参与军事行动;周公旦则协助文王处理政务。太姒教导他们 “敬天、保民、明德” 的道理,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周初治国的指导原则。《尚书?康诰》中周公教导康叔 “明德慎罚”,实际上是对太姒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。
文王晚年对崇国(今陕西户县)的战争,是灭商前的重要战役。崇国是商朝在关中的重要据点,势力强大。《诗经?大雅?皇矣》记载了这场战争的艰苦:“与尔临冲,以伐崇墉。临冲闲闲,崇墉言言。执讯连连,攸馘安安。是类是祃,是致是附,四方以无侮。” 战争期间,太姒在后方组织生产,保障军需,同时举行祭祀活动,祈求战争胜利。出土的 “崇侯鼎” 铭文记载了这场战争,间接印证了文献的真实性。
文王去世后,周武王继位,太姒成为周部落的 “文母”(文王之妻的尊称),地位更加尊崇。此时的周人已具备灭商实力,但面对强大的商朝,武王仍犹豫不决。太姒以 “文母” 身份召开王室会议,支持武王伐纣。《尚书?泰誓》记载武王伐纣前的誓言:“今商王受,弗敬上天,降灾下民。沉湎冒色,敢行暴虐,罪人以族,官人以世,惟宫室、台榭、陂池、侈服,以残害于尔万姓。” 这些罪状的整理,很可能有太姒的参与,因为她对商朝的腐朽有更直观的认识。
公元前 1046 年,武王率领联军东征,太姒留守丰京,稳定后方。《史记?周本纪》记载:“武王即位,太公望为师,周公旦为辅,召公、毕公之徒左右王,师修文王绪业。” 而太姒则负责协调王室内部关系,确保后方供应。特别是在管叔、蔡叔等兄弟对周公摄政心存疑虑时,太姒从中调解,维护了王室团结。
牧野之战胜利后,武王将商朝的宝玉献给太姒,这一仪式具有重要象征意义。《逸周书?世俘解》记载:“武王在祀,太师负商王纣首,太白旗,妻二首,赤旗,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。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,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。伐厥四十夫,家君、鼎帅、司徒、司马,初厥于郊号。武王乃夹于南门,用俘,皆施佩衣,衣先馘入。武王在祀,大师负商王纣首,妻二首,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。” 这里的 “妻二首” 指妲己等商朝妃嫔,将其首级献祭,既是对商朝的否定,也是太姒作为周室女主接受胜利成果的象征。
武王灭商后,面临如何统治广大东方地区的难题。太姒建议武王 “封邦建国,以藩屏周”,将王室子弟和功臣分封到各地。这一政策后来由周公完善,成为西周的基本政治制度。《左传?僖公二十四年》记载:“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,故封建亲戚,以藩屏周。” 而这一思想的源头,正是太姒的主张。
然而,武王灭商后不久便去世,成王年幼,周公旦摄政,引发了管叔、蔡叔的叛乱(史称 “三监之乱”)。周王朝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。此时的太姒虽已年迈,但仍以 “文母” 身份稳定大局。她支持周公东征平叛,同时安抚宗室贵族,为周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方支持。《尚书?大诰》中周公 “宁王遗我大宝龟,绍天明” 的誓言,实际上得到了太姒的授权和支持。
三监之乱平定后,西周王朝进入稳定发展期。太姒晚年主要致力于整理文王、武王时期的文献,为周公制礼作乐提供素材。周原出土的大量甲骨和简册,许多是在太姒主持下整理的,这些文献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来源。《论语?八佾》记载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 这种礼乐文明的繁荣,离不开太姒奠定的文化基础。
太姒去世后,周人给予她极高的荣誉。成王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,并追封谥号 “文母”,意为 “有文德之母”。《诗经?周颂?雝》记载了祭祀文王和太姒的场景:“有来雝雝,至止肃肃。相维辟公,天子穆穆。于荐广牡,相予肆祀。假哉皇考!绥予孝子。宣哲维人,文武维后。燕及皇天,克昌厥后。绥我眉寿,介以繁祉。既右烈考,亦右文母。” 将太姒与文王并列祭祀,表明她在周人心中的崇高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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