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竹木简牍上的字迹,多半粗拙,甚至不成章法。
它们不像那些士族文吏的奏疏,字字珠玑,讲究对仗工整;它们更像是从泥土里、从血汗中硬生生抠出来的符号,带着最原始的生命力。
它们记录着最微不足道的小事:某地新渠引水后,亩产增了半斗;某个戍卒在边墙上,用石头刻下了妻子的名字;一位老妪临终前,反复念叨着年轻时吃过的一种野果滋味……
然而,这十余份来自关中不同村落的记录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——它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。
有时是一枚指印,有时是一个潦草的圈,更多的时候,是末尾突兀的空白,仿佛书写者写到最后,笔尖悬停,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。
柳媖正小心翼翼地为这些简牍登记编号,她凑到我身边,声音轻得像羽毛:“君上,这些人……是不是还是害怕?毕竟,前几日才出了血书的事。他们连字都认不全,又怎敢留下自己的名姓,惹来杀身之祸呢?”
她的猜测合情合理,却并非真相。
我摩挲着其中一片最粗糙的木牍,那上面用灶下的灰烬混着水,画出了一幅歪歪扭扭的地图,角落里标注着一个地名:牛头寨。
另一片破布上,包着五粒干瘪的麦种,附言只有寥寥数字:“黔首赵五,试种成功。”
赵五。
这个名字,也许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。
我几乎能想象出那个黝黑的农夫,在昏暗的油灯下,用尽毕生所学,写下这几个字,却在最后关头,犹豫着是否要将这片布递上来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
不是他们不想留名,而是千百年来,从未有人告诉过他们——你,一个黔首,一个奴隶,一个刑徒,你的名字,也可以被记下来,可以和王侯将相一样,被刻在竹简上,藏于庙堂之上,流传于后世。
历史,对他们而言,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圣殿,门槛上只写着两个字:贵者。
“柳媖,”我放下木牍,眼中那丝异样化为了某种决然的锋芒,“你错了。他们不是害怕,是习惯了被遗忘。”
我没有下令另设名录,去区分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记录。
历史不该有高下之分。
我转身对侍立一旁的轲生下令:“立刻召集巡行院最优等的五十名学员,每人备一卷空白木牍,一管新制的红漆笔,还有一面铜铃。跟我去一个地方。”
“去何处?”轲生眼含不解。
“咸阳,北郭,徒户里。”
那里,是整个咸阳城最污浊的角落,是刑徒、奴婢、流民与各种见不得光的人蜷缩苟活之地。
半个时辰后,我们一行人出现在徒户里那条泥泞的主街巷口。
周围立刻投来无数警惕、麻木甚至充满敌意的目光。
我们衣着光鲜,与此地的肮脏破败格格不入,就像闯入蚁穴的甲虫。
我没有让轲生宣讲任何法令,也没有试图安抚任何人。
我只是命人架起一座小小的陶炉,当着所有人的面,将一根从廷尉府取来的、刻着“罪籍”二字的旧木枷,投入熊熊烈火之中。
木枷在火焰中扭曲、焦黑,最后化为一捧炽热的炭火。
我命人将其取出,淬水冷却,而后当众刨制成数片光滑的木牍。
墨鸢取过一管饱蘸红漆的笔递给我。
我接过笔,在第一块由罪囚枷锁制成的木牍上,写下了一行鲜红如血的大字:
“此板所记,不论出身,皆入国史。”
而后,我将木牍立于架上,对轲生道:“从现在起,凡有一人愿述其事,录其名,便在此板上记下。事毕,摇铃一次,告于此地鬼神。”
死寂。
巷口围观的人群沉默着,无人上前。
他们眼中闪烁着怀疑、嘲讽,更多的是根植于骨髓的麻木。
国史?
那是什么东西?
能吃吗?
能让他们少挨一顿鞭子吗?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,炉火渐渐转弱,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就在轲生也开始焦躁不安时,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嘶哑如破锣的吼叫。
“我来!”
一个独臂老卒猛地推开身前的人,踉跄着冲了出来。
他衣衫褴褛,脸上布满刀疤,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一股疯狂的火焰。
“我叫申屠烈!原来是蒙恬将军麾下的北军!我在河套挖过渠,我在草原上吃过人肉!我的兄弟都死光了!他们的名字,连块破木牌都没有!”
他嘶吼着,仿佛要将胸中积郁数十年的怨气都吼出来。
他死死盯着那块红字的木牍,一把抢过轲生手中的漆笔,用那只仅存的、因激动而剧烈颤抖的手,在木牍上狠狠划下了三个字:申屠烈。
字迹丑陋,力透木背。
轲生会意,立刻拿起铜铃,用力一摇。
“当——!”
清脆的铃声第一次划破了徒户里的死寂。
这声音不像官府的鸣锣,不带威压,反而像一声宣告,一声见证。
人群骚动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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