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竹木简牍上的字迹，多半粗拙，甚至不成章法。
它们不像那些士族文吏的奏疏，字字珠玑，讲究对仗工整；它们更像是从泥土里、从血汗中硬生生抠出来的符号，带着最原始的生命力。
它们记录着最微不足道的小事：某地新渠引水后，亩产增了半斗；某个戍卒在边墙上，用石头刻下了妻子的名字；一位老妪临终前，反复念叨着年轻时吃过的一种野果滋味……
然而，这十余份来自关中不同村落的记录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——它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。
有时是一枚指印，有时是一个潦草的圈，更多的时候，是末尾突兀的空白，仿佛书写者写到最后，笔尖悬停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。
柳媖正小心翼翼地为这些简牍登记编号，她凑到我身边，声音轻得像羽毛：“君上，这些人……是不是还是害怕？毕竟，前几日才出了血书的事。他们连字都认不全，又怎敢留下自己的名姓，惹来杀身之祸呢？”
她的猜测合情合理，却并非真相。
我摩挲着其中一片最粗糙的木牍，那上面用灶下的灰烬混着水，画出了一幅歪歪扭扭的地图，角落里标注着一个地名：牛头寨。
另一片破布上，包着五粒干瘪的麦种，附言只有寥寥数字：“黔首赵五，试种成功。”
赵五。
这个名字，也许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。
我几乎能想象出那个黝黑的农夫，在昏暗的油灯下，用尽毕生所学，写下这几个字，却在最后关头，犹豫着是否要将这片布递上来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
不是他们不想留名，而是千百年来，从未有人告诉过他们——你，一个黔首，一个奴隶，一个刑徒，你的名字，也可以被记下来，可以和王侯将相一样，被刻在竹简上，藏于庙堂之上，流传于后世。
历史，对他们而言，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圣殿，门槛上只写着两个字：贵者。
“柳媖，”我放下木牍，眼中那丝异样化为了某种决然的锋芒，“你错了。他们不是害怕，是习惯了被遗忘。”
我没有下令另设名录，去区分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记录。
历史不该有高下之分。
我转身对侍立一旁的轲生下令：“立刻召集巡行院最优等的五十名学员，每人备一卷空白木牍，一管新制的红漆笔，还有一面铜铃。跟我去一个地方。”
“去何处？”轲生眼含不解。
“咸阳，北郭，徒户里。”
那里，是整个咸阳城最污浊的角落，是刑徒、奴婢、流民与各种见不得光的人蜷缩苟活之地。
半个时辰后，我们一行人出现在徒户里那条泥泞的主街巷口。
周围立刻投来无数警惕、麻木甚至充满敌意的目光。
我们衣着光鲜，与此地的肮脏破败格格不入，就像闯入蚁穴的甲虫。
我没有让轲生宣讲任何法令，也没有试图安抚任何人。
我只是命人架起一座小小的陶炉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一根从廷尉府取来的、刻着“罪籍”二字的旧木枷，投入熊熊烈火之中。
木枷在火焰中扭曲、焦黑，最后化为一捧炽热的炭火。
我命人将其取出，淬水冷却，而后当众刨制成数片光滑的木牍。
墨鸢取过一管饱蘸红漆的笔递给我。
我接过笔，在第一块由罪囚枷锁制成的木牍上，写下了一行鲜红如血的大字：
“此板所记，不论出身，皆入国史。”
而后，我将木牍立于架上，对轲生道：“从现在起，凡有一人愿述其事，录其名，便在此板上记下。事毕，摇铃一次，告于此地鬼神。”
死寂。
巷口围观的人群沉默着，无人上前。
他们眼中闪烁着怀疑、嘲讽，更多的是根植于骨髓的麻木。
国史？
那是什么东西？
能吃吗？
能让他们少挨一顿鞭子吗？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炉火渐渐转弱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就在轲生也开始焦躁不安时，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嘶哑如破锣的吼叫。
“我来！”
一个独臂老卒猛地推开身前的人，踉跄着冲了出来。
他衣衫褴褛，脸上布满刀疤，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一股疯狂的火焰。
“我叫申屠烈！原来是蒙恬将军麾下的北军！我在河套挖过渠，我在草原上吃过人肉！我的兄弟都死光了！他们的名字，连块破木牌都没有！”
他嘶吼着，仿佛要将胸中积郁数十年的怨气都吼出来。
他死死盯着那块红字的木牍，一把抢过轲生手中的漆笔，用那只仅存的、因激动而剧烈颤抖的手，在木牍上狠狠划下了三个字：申屠烈。
字迹丑陋，力透木背。
轲生会意，立刻拿起铜铃，用力一摇。
“当——！”
清脆的铃声第一次划破了徒户里的死寂。
这声音不像官府的鸣锣，不带威压，反而像一声宣告，一声见证。
人群骚动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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