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的蝉鸣撕扯着午后的闷热，凯瑟琳站在校门口，踮着脚尖张望。莎拉本该二十分钟前就出现了——她的小女儿，金发扎成两个倔强的小辫，蓝色校服裙摆总沾着蒲公英的绒毛。
“琳赛太太？”班主任艾米莉亚走近，眉头微蹙，“莎拉已经离校了，和往常一样。”
凯瑟琳的心脏猛然一沉。
黄昏将天空染成病态的橘红时，警察来了。邻居大卫·米勒穿着警服，他的嘴唇抿成一条惨白的线。凯瑟琳看到他表情的瞬间，双腿便软了下去。
“莎拉…”她嘶哑的声音几乎不像自己的。
大卫扶住她，手掌沉重如铁。“凯西，她在橡树林…”
停尸间的荧光灯嗡嗡作响。凯瑟琳盯着女儿惨白的小脸，左脸颊上还有早餐时沾的果酱印——她忘记擦了。法医轻声解释着那些她永远不想知道的细节：遭遇强暴，窒息而亡，手段残忍。
三天后，凶手落网。卡尔·文森特，二十五岁，无业，有前科。审讯室里，他歪着头笑：“我有精神病，医生说的。我能怎样？我也不想啊。”
大卫一拳砸在观察室的玻璃上。
“法律会制裁他的。”他告诉凯瑟琳，声音却空洞得像山谷回音。
凯瑟琳没哭。她只是坐在女儿房间里，抚摸着小床上那只褪色的兔子玩偶。清晨，她敲响了大卫家的门。
“我想找个爱好，”她说，声音平稳得诡异，“让自己忙起来。或许…练枪？”
大卫注视着她，那双总是锐利的蓝眼睛此刻盛满某种沉痛的理解。他沉默良久，缓缓点头。
“好。我家后院可以练。”
接下来的几周，凯瑟琳成了大卫后院的常客。她学得惊人地快——握枪、瞄准、扣扳机。金属的冰冷渗透进她的掌心，每一次后坐力都震得她手臂发麻，她却从未退缩。
“枪就放在客厅左边抽屉，”第三周时，大卫擦拭着武器，状似随意地说，“如果我不在，你想练随时可以来。钥匙在地垫下。”
凯瑟琳的手指轻颤了一下。“你不怕我…”
“你只是想找个爱好，”大卫打断她，目光望向远处，“我们都明白。”
他们确实都明白。
社区里的人们小心翼翼。超市收银员玛吉多塞给她一盒茶叶；老教师汉克先生摘下帽子默默点头；甚至街角的流浪汉托尼，会在他肮脏的毯子旁放上一小束野花——莎拉曾经给过他自己的午餐苹果。
每个人都沉默着，那种沉默震耳欲聋。
开庭前一晚，凯瑟琳为莎拉的兔子玩偶缝好脱落的纽扣眼睛。她哼起那首荒腔走板的摇篮曲，那是莎拉最爱听的，尽管她总是抱怨“妈妈你跑调啦”。
清晨六点，大卫出门上班。他家门虚掩着，吱呀一声在晨风中微晃。
凯瑟琳走进他的客厅，打开左边抽屉。黑色手枪冷硬地躺着，旁边是两盒子弹。她装上弹夹，动作熟练得令自己心惊。八发子弹。弹夹的极限。
法院走廊冰冷的大理石映出她扭曲的倒影。安检口，年轻的警卫抬头看向她。一瞬间，他的喉结滚动，眼神飘向别处，按下通行钮。
“女士，请。”他的声音几不可闻。
审判庭挤满了人。凯瑟琳看到玛吉坐在后排，捏着皱巴巴的手帕；汉克先生挺直佝偻的背；甚至托尼都洗了脸，坐在最后排的角落。
卡尔·文森特被带进来，手铐叮当。他瞥见凯瑟琳，嘴角勾起一丝嘲弄的弧度，仿佛在说：看吧，就这样。
辩护律师滔滔不绝：精神分裂，无法控制行为，药物治疗史，专家证明…
检察官竭力反驳，声音却逐渐被绝望淹没。
法官敲下法槌：“基于被告确诊精神疾病及无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，本庭判决…”
“无罪。”这个词在空气中炸开。
卡尔笑了，那笑容明亮而得意，他转向凯瑟琳，甚至挑衅地挑了挑眉。
凯瑟琳站起来。整个法庭的呼吸都停滞了。
第一枪击中他的肩膀，第二枪腹部，第三枪胸口…她稳步向前，扣动扳机，每一次后坐力都让她想起教莎拉骑自行车时，那双颤抖的小手终于松开辅助轮。
第五枪，第六枪…卡尔瞪大眼睛，笑容冻结成惊恐的石膏面具。
第七枪，第八枪。弹夹空了。
回声在法庭拱顶下渐渐消散。卡尔瘫倒在地，鲜红的花朵在他身下绽放。
法警们这才移动，缓慢得如同梦游。“女士，请放下武器。”
凯瑟琳任由手枪从指间滑落，金属撞击大理石的声音清脆如铃。
她转向法官席：“现在，可以判我有罪了。”
后排，玛吉捂住了嘴，汉克先生缓缓点头，托尼举起脏污的手，竖起拇指。
大卫站在证人席旁，他今天本该休假。他们的目光相遇，他极其轻微地颔首——一个警察不该有的示意。
凯瑟琳被带走时，阳光正从高窗斜射而入，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。她想起莎拉曾说过，灰尘是星星的碎片。
八枪是弹夹的极限，不是母爱的极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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