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册到底还是下来了。
那是一个灰扑扑的下午,云层压得低,像一块拧不干的脏抹布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官差敲着铜锣,咣咣的声响穿透狭窄的街巷,把人们从屋里、从店铺里、从河滩边,都召唤到了镇公所门口那堵光秃秃的灰墙下。
墙上贴着一张崭新的大黄纸,墨迹森黑,底下按着个醒目的红疙瘩官印。纸上的字密密麻麻,像一群受惊的蚂蚁。认得几个字的,伸着脖子,嘴唇无声地翕动,一行行往下找;不认字的,急得抓耳挠腮,扯着旁人的衣袖,压低声音问:“有俺家狗剩不?”“看见俺爹名字没?”
空气里弥漫着汗味、土腥味,还有一种更浓的、叫做恐惧的东西。
陈渡也站在人群里。他个子高,不用往前挤,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,落在那张黄纸上。他认得字不多,但自己的姓和儿子的名,是刻在脑子里的。他的视线像梳子,在那一片墨团里缓慢地、仔细地梳过一遍。没有。又梳一遍。还是没有。“陈安”那两个简单的字,并未出现在那决定命运的黄纸上。
他心里那块自听到消息就悬着的石头,并没有“咚”地一声落地,而是像被什么东西托住了,不上不下地卡在半空,落不到实处。旁边,李栓柱家炸了锅。李栓柱他爹,那个老实巴交、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老汉,名字赫然在列。李妈像被抽了筋,身子一软就瘫在地上,拍着大腿,哭声尖利得能划破人的耳膜:“老天爷啊!这不叫人活了啊!他爹这一把老骨头,去了还能回来吗……”周围有人劝,有人拉,更多的是沉默。那沉默像水,淹没了哭嚎,也淹没了所有侥幸或同情的心绪。
陈渡慢慢转过身,挤出人群。他没有立刻回家,脚步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河边。他的旧船孤零零地泊在岸边,随着微弱的波浪轻轻晃动。他跳上船,坐在船头,摸出别在腰后的旱烟袋,却半天没有点燃。他就那么坐着,看着运河的水。水色浑浊,漂着些烂树叶子、草梗,还有前几天就看到过的、翻着白肚皮的死鱼,它们混在一起,打着无可奈何的旋,像这世道上无数身不由己的人。他看着,觉得自己的心也空落落的,没个着处,跟着那些浮沤一起飘荡。
没抽中,是侥幸。可这侥幸,轻飘飘的,带着刺。它没带来多少轻松,反而像欠下了一笔无形的债,不知道债主是谁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讨还。
回到家,院门虚掩着。秀姑正倚着门框,脸色苍白,手指紧紧抠着门边的木头,指甲盖都失了血色。看见他回来,她的眼神像受惊的兔子,猛地抓住他:“咋样?”
陈渡摇了摇头。
秀姑的身子明显地晃了一下,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。她长长地、深深地吐出一口气,那气里都带着颤音,像是要把憋在胸口许久的恐惧都吐出来。“没……没中就好,没中就好……”她反复念叨着,像是要说服自己,可眼圈却不受控制地红了,渗出水光,分不清是极度的庆幸,还是劫后余生般的心酸。
陈安晚上从学堂回来,听说了结果。他愣了一下,站在院门口,夕阳的余晖给他单薄的身子镀了层黯淡的金边。他没说话,脸上看不出是喜是悲,只是默默放下书包,走到水缸边舀水洗手。饭桌上,一家人默默吃着寡淡的稀粥和硬邦邦的杂面馍馍。秀姑把腌菜坛子里最后一点咸菜芯捞出来,小心地夹到陈安碗里。陈安盯着碗里那点黑乎乎的、蜷缩着的菜芯,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,最终还是埋下头,就着几乎能照见人影的稀粥,默默地咽了下去。
侥幸带来的短暂平静,没持续两天。新的通知又来了,像赶着趟的催命符。这回不是贴告示,是保甲长带着两个背着老套筒的团丁,挨家挨户敲门传达的,语气没得商量:要挖防空洞。家家户户都要出人出力,按户头划分地段,限期挖好,上面要来检查。
理由听着冠冕堂皇:防备东洋人的飞机来扔炸弹。
炸弹?这两个字像两块冰,砸进了刚刚回暖一点的人心,瞬间又冻结实了。那玩意儿只在茶馆说书先生嘴里、在人们惊恐的传言里听过,说是能从天上掉下来,轰隆一声,房子、人、牲口,都能炸得粉碎,连个整块都找不着。如今,这遥不可及的恐怖,可能要落到自己头上了?
挖洞的地点,划定在镇子后面那片长满杂草和矮灌木的土坡下。保甲长拿着皮尺,吆五喝六地指挥着,像划分一块块等待埋葬的墓地。陈家的地段分得不好,正在一个拐角,土质格外硬梆,还夹杂着不少鸡蛋大小的碎石块。
陈渡没说什么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,他就扛着家里那柄磨秃了角的铁锹和一把沉甸甸的十字镐去了。秀姑把阿青托付给邻居李妈照看,自己也拎着个盖着蓝布的小篮子,里面装着凉开水和几个掺了麸皮的饼子,跟了去。
土坡下已经聚了不少人。男人们大多赤着黝黑的上身,肌肉在晨光下绷紧,挥着镐头,嘿呦嘿呦地喊着不成调的号子,汗水像小溪流,顺着古铜色的脊背往下淌,在积着灰尘的裤腰上洇开深色的痕迹。女人们在一旁用铁锹、簸箕清理挖出的土石,或者蹲在地上整理带来的干粮。孩子们起初还觉得新鲜,在大人腿边和土堆间追逐打闹,被呵斥了几声,才渐渐安静下来,蹲在一边,用木棍拨弄着蚂蚁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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