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册到底还是下来了。
那是一个灰扑扑的下午，云层压得低，像一块拧不干的脏抹布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官差敲着铜锣，咣咣的声响穿透狭窄的街巷，把人们从屋里、从店铺里、从河滩边，都召唤到了镇公所门口那堵光秃秃的灰墙下。
墙上贴着一张崭新的大黄纸，墨迹森黑，底下按着个醒目的红疙瘩官印。纸上的字密密麻麻，像一群受惊的蚂蚁。认得几个字的，伸着脖子，嘴唇无声地翕动，一行行往下找；不认字的，急得抓耳挠腮，扯着旁人的衣袖，压低声音问：“有俺家狗剩不？”“看见俺爹名字没？”
空气里弥漫着汗味、土腥味，还有一种更浓的、叫做恐惧的东西。
陈渡也站在人群里。他个子高，不用往前挤，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，落在那张黄纸上。他认得字不多，但自己的姓和儿子的名，是刻在脑子里的。他的视线像梳子，在那一片墨团里缓慢地、仔细地梳过一遍。没有。又梳一遍。还是没有。“陈安”那两个简单的字，并未出现在那决定命运的黄纸上。
他心里那块自听到消息就悬着的石头，并没有“咚”地一声落地，而是像被什么东西托住了，不上不下地卡在半空，落不到实处。旁边，李栓柱家炸了锅。李栓柱他爹，那个老实巴交、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老汉，名字赫然在列。李妈像被抽了筋，身子一软就瘫在地上，拍着大腿，哭声尖利得能划破人的耳膜：“老天爷啊！这不叫人活了啊！他爹这一把老骨头，去了还能回来吗……”周围有人劝，有人拉，更多的是沉默。那沉默像水，淹没了哭嚎，也淹没了所有侥幸或同情的心绪。
陈渡慢慢转过身，挤出人群。他没有立刻回家，脚步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河边。他的旧船孤零零地泊在岸边，随着微弱的波浪轻轻晃动。他跳上船，坐在船头，摸出别在腰后的旱烟袋，却半天没有点燃。他就那么坐着，看着运河的水。水色浑浊，漂着些烂树叶子、草梗，还有前几天就看到过的、翻着白肚皮的死鱼，它们混在一起，打着无可奈何的旋，像这世道上无数身不由己的人。他看着，觉得自己的心也空落落的，没个着处，跟着那些浮沤一起飘荡。
没抽中，是侥幸。可这侥幸，轻飘飘的，带着刺。它没带来多少轻松，反而像欠下了一笔无形的债，不知道债主是谁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讨还。
回到家，院门虚掩着。秀姑正倚着门框，脸色苍白，手指紧紧抠着门边的木头，指甲盖都失了血色。看见他回来，她的眼神像受惊的兔子，猛地抓住他：“咋样？”
陈渡摇了摇头。
秀姑的身子明显地晃了一下，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。她长长地、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那气里都带着颤音，像是要把憋在胸口许久的恐惧都吐出来。“没……没中就好，没中就好……”她反复念叨着，像是要说服自己，可眼圈却不受控制地红了，渗出水光，分不清是极度的庆幸，还是劫后余生般的心酸。
陈安晚上从学堂回来，听说了结果。他愣了一下，站在院门口，夕阳的余晖给他单薄的身子镀了层黯淡的金边。他没说话，脸上看不出是喜是悲，只是默默放下书包，走到水缸边舀水洗手。饭桌上，一家人默默吃着寡淡的稀粥和硬邦邦的杂面馍馍。秀姑把腌菜坛子里最后一点咸菜芯捞出来，小心地夹到陈安碗里。陈安盯着碗里那点黑乎乎的、蜷缩着的菜芯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埋下头，就着几乎能照见人影的稀粥，默默地咽了下去。
侥幸带来的短暂平静，没持续两天。新的通知又来了，像赶着趟的催命符。这回不是贴告示，是保甲长带着两个背着老套筒的团丁，挨家挨户敲门传达的，语气没得商量：要挖防空洞。家家户户都要出人出力，按户头划分地段，限期挖好，上面要来检查。
理由听着冠冕堂皇：防备东洋人的飞机来扔炸弹。
炸弹？这两个字像两块冰，砸进了刚刚回暖一点的人心，瞬间又冻结实了。那玩意儿只在茶馆说书先生嘴里、在人们惊恐的传言里听过，说是能从天上掉下来，轰隆一声，房子、人、牲口，都能炸得粉碎，连个整块都找不着。如今，这遥不可及的恐怖，可能要落到自己头上了？
挖洞的地点，划定在镇子后面那片长满杂草和矮灌木的土坡下。保甲长拿着皮尺，吆五喝六地指挥着，像划分一块块等待埋葬的墓地。陈家的地段分得不好，正在一个拐角，土质格外硬梆，还夹杂着不少鸡蛋大小的碎石块。
陈渡没说什么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他就扛着家里那柄磨秃了角的铁锹和一把沉甸甸的十字镐去了。秀姑把阿青托付给邻居李妈照看，自己也拎着个盖着蓝布的小篮子，里面装着凉开水和几个掺了麸皮的饼子，跟了去。
土坡下已经聚了不少人。男人们大多赤着黝黑的上身，肌肉在晨光下绷紧，挥着镐头，嘿呦嘿呦地喊着不成调的号子，汗水像小溪流，顺着古铜色的脊背往下淌，在积着灰尘的裤腰上洇开深色的痕迹。女人们在一旁用铁锹、簸箕清理挖出的土石，或者蹲在地上整理带来的干粮。孩子们起初还觉得新鲜，在大人腿边和土堆间追逐打闹，被呵斥了几声，才渐渐安静下来，蹲在一边，用木棍拨弄着蚂蚁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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