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事儿以前大家都知道,为啥那会儿不说,还让他当支部书记?现在他对合作化有意见,就成了大问题。再说了,马保真不也和马友才一样,在 1946 年清训时变节,还登报退了党,他的问题比马友才严重多了,凭啥马保真能当党支部书记,马友才却成了变节分子?” 村民们交头接耳,眼神中满是疑惑与不满,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,这些质疑也只能化作低声的议论。
这场风波过后,为了强化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,马保真开始着手安排亲信。他让马谦担任大队会计,韩生敏成为大队保管,一改往日对地主富农的戒备态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马保真与韩生敏的关系愈发亲密,二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马保真暗自思忖:这些地主富农,平日里在分散的庄稼人面前总是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。可一旦置身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之中,便如同霜打的茄子,再也没了威风,变得乖巧听话。就拿韩生敏来说,经过那场斗争,他身上的傲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,面对村干部时,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,温顺得如同一只小绵羊。
时光流转,1958 年的春天悄然来临。广袤的原野从沉睡中苏醒,经历了一冬沉寂的土地,静静等待勤劳的双手来唤醒它们的生机。它们不知道今年会迎来怎样的主人,也不清楚将孕育何种作物。这些年,它们如同漂泊无依的孩子,频繁更换照料者,种植的作物也不断变更。它们怀念从前的主人,那些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,曾带着深情与热爱,如同少女精心刺绣,对土地精耕细作。每次翻土、播种、施肥,都饱含着对丰收的期盼,让土地沉浸在温暖与感动中。
往昔夏季,田间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。高粱与玉米竞相向上生长,比试谁能触摸到更高的天空;豆子与茄子暗自较劲,看谁长得更为茁壮;就连平日低垂着头的谷子,也在作物们的 “起哄” 下,微微摇晃身躯,仿佛在回应伙伴们的调侃。而如今,放眼望去,一马平川的玉米地、绿浪翻滚的马铃薯,虽然场面壮观,却少了那份灵动与个性,显得单调而沉闷。麻荒地的村民们望着这片土地,心中满是迷茫与犹豫。过去几年,他们经历了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的变革,今年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?
就在人们满心疑惑之际,村里的高大智突然得到提拔,调任区里担任副区长。1 月 26 日,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,2800 多人齐聚一堂。会上,董家房详细介绍 “星火农业社” 的发展历程,大胆提出将各合作社合并,建立大公社的设想。郝存玉县长对此设想赞不绝口,给予充分肯定。随后,县委依据上级指示精神,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生产 “大跃进” 运动。
马保真和马友志参加会议归来,心中隐隐觉得,当前的农业生产组织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然而具体会如何变革,他们却毫无头绪。对董家房提出的大公社模式,他们本能地觉得存在诸多问题。在他们看来,那些美好的设想不过是纸上谈兵,稍加思索,便能发现其中的种种弊病。因此,他们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,只当是会议上的一番空谈。可没过多久,他们得知,2 月 16 日,县委向毛主席报送了一篇题为《大公社完全能办好而且优越性更大》的文章,详细阐述董家房乡 “星火农业社” 的发展情况。即便如此,他们依旧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在他们心中,毛主席对此事会持何种态度,还是个未知数。
对 “大跃进” 的口号,他们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。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,农民的本职就是种好地、多打粮。他们也深知,粮食产量受土地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,想要实现人为的 “大跃进”,谈何容易?
很快,县委再次召开会议。郝存玉县长站在台上,神情激昂,双手有力挥舞着,大声呼吁:“同志们!过去几个月的实践证明,许多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,群众们在短时间内就做到了!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,如今都变得触手可及!在这春意盎然、万象更新的大好时节,却还有一些人,整日忧心忡忡,担心我们发展得太快会出乱子!他们总拿老经验、老规矩说事,思想保守僵化,完全没有意识到,被解放的生产力和觉醒的群众,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!我们要清楚,我们从事的是革命事业,而革命,就意味着跃进!从国内形势来看,我国基础薄弱,‘又穷又白’。如果我们不加快发展步伐,不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工业、农业和文化科学的现代化,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,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无法稳固。所以,党中央提出,要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,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越英国!这是我们的目标,更是我们的使命!”
马保真独自参加这次会议,在返程路上,他眉头紧锁,郝县长的一番话在他脑海中不断回响,可他却始终琢磨不透其中深意。他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,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只能带着满心的困惑,回到村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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