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事儿以前大家都知道，为啥那会儿不说，还让他当支部书记？现在他对合作化有意见，就成了大问题。再说了，马保真不也和马友才一样，在 1946 年清训时变节，还登报退了党，他的问题比马友才严重多了，凭啥马保真能当党支部书记，马友才却成了变节分子？” 村民们交头接耳，眼神中满是疑惑与不满，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些质疑也只能化作低声的议论。
这场风波过后，为了强化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，马保真开始着手安排亲信。他让马谦担任大队会计，韩生敏成为大队保管，一改往日对地主富农的戒备态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马保真与韩生敏的关系愈发亲密，二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马保真暗自思忖：这些地主富农，平日里在分散的庄稼人面前总是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。可一旦置身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之中，便如同霜打的茄子，再也没了威风，变得乖巧听话。就拿韩生敏来说，经过那场斗争，他身上的傲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面对村干部时，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，温顺得如同一只小绵羊。
时光流转，1958 年的春天悄然来临。广袤的原野从沉睡中苏醒，经历了一冬沉寂的土地，静静等待勤劳的双手来唤醒它们的生机。它们不知道今年会迎来怎样的主人，也不清楚将孕育何种作物。这些年，它们如同漂泊无依的孩子，频繁更换照料者，种植的作物也不断变更。它们怀念从前的主人，那些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，曾带着深情与热爱，如同少女精心刺绣，对土地精耕细作。每次翻土、播种、施肥，都饱含着对丰收的期盼，让土地沉浸在温暖与感动中。
往昔夏季，田间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。高粱与玉米竞相向上生长，比试谁能触摸到更高的天空；豆子与茄子暗自较劲，看谁长得更为茁壮；就连平日低垂着头的谷子，也在作物们的 “起哄” 下，微微摇晃身躯，仿佛在回应伙伴们的调侃。而如今，放眼望去，一马平川的玉米地、绿浪翻滚的马铃薯，虽然场面壮观，却少了那份灵动与个性，显得单调而沉闷。麻荒地的村民们望着这片土地，心中满是迷茫与犹豫。过去几年，他们经历了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的变革，今年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？
就在人们满心疑惑之际，村里的高大智突然得到提拔，调任区里担任副区长。1 月 26 日，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，2800 多人齐聚一堂。会上，董家房详细介绍 “星火农业社” 的发展历程，大胆提出将各合作社合并，建立大公社的设想。郝存玉县长对此设想赞不绝口，给予充分肯定。随后，县委依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生产 “大跃进” 运动。
马保真和马友志参加会议归来，心中隐隐觉得，当前的农业生产组织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然而具体会如何变革，他们却毫无头绪。对董家房提出的大公社模式，他们本能地觉得存在诸多问题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美好的设想不过是纸上谈兵，稍加思索，便能发现其中的种种弊病。因此，他们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只当是会议上的一番空谈。可没过多久，他们得知，2 月 16 日，县委向毛主席报送了一篇题为《大公社完全能办好而且优越性更大》的文章，详细阐述董家房乡 “星火农业社” 的发展情况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依旧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在他们心中，毛主席对此事会持何种态度，还是个未知数。
对 “大跃进” 的口号，他们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。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，农民的本职就是种好地、多打粮。他们也深知，粮食产量受土地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，想要实现人为的 “大跃进”，谈何容易？
很快，县委再次召开会议。郝存玉县长站在台上，神情激昂，双手有力挥舞着，大声呼吁：“同志们！过去几个月的实践证明，许多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群众们在短时间内就做到了！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，如今都变得触手可及！在这春意盎然、万象更新的大好时节，却还有一些人，整日忧心忡忡，担心我们发展得太快会出乱子！他们总拿老经验、老规矩说事，思想保守僵化，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被解放的生产力和觉醒的群众，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！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从事的是革命事业，而革命，就意味着跃进！从国内形势来看，我国基础薄弱，‘又穷又白’。如果我们不加快发展步伐，不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工业、农业和文化科学的现代化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无法稳固。所以，党中央提出，要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，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越英国！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更是我们的使命！”
马保真独自参加这次会议，在返程路上，他眉头紧锁，郝县长的一番话在他脑海中不断回响，可他却始终琢磨不透其中深意。他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能带着满心的困惑，回到村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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