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 年 1 月,本该是朔风如刀、滴水成冰的隆冬时节,却透着几分异样的温和。从冬至到小寒的半个月里,一场呼啸的西北风曾席卷而过,五六级的狂风裹挟着寒威,在夜间悄然降下厚厚积雪。皑皑白雪覆盖大地,给世界披上一层素白的绒毯。然而次日清晨,金灿灿的朝阳破云而出,阳光倾泻而下,那厚厚的积雪在日光的抚慰下,似春日消融的残冰,迅速化作涓涓细流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庄稼人望着这奇特的景象,半开玩笑地调侃:“莫不是改革开放的春风,连冬天的脾气也吹暖了?” 而科学家们严谨地解释,这是 “温室效应” 在作祟。
黄唐公社会议室里,平日总是板着一张严肃面孔的高书记,嘴角此刻罕见露出微笑,这抹笑意落在这庄重严肃的会场,更显得意味深长。他尚未开口,与会众人隐隐察觉到,今日必有一桩非同寻常的喜事。果不其然,高书记清清嗓子,郑重开口:“今天这场会议,主题只有一个 —— 撤销人民公社!散会之后,不,从现在起,黄唐公社这个名字就彻底成为历史,取而代之的,是黄唐乡!”
高书记的话语中,透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急切。虽说身为公社书记,可他对 “公社” 这个称谓,早已心生厌弃。此言一出,会场中绝大多数人既震惊又欣喜,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激动。但也有少数人面露疑惑,小声嘀咕:公社和乡镇,不是那批人管着同样的事儿?换个名头,又能有多大差别?
高书记目光扫视全场,神色愈发严肃:“人民公社自诞生之日起,注定走向终结。它违背了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,强行将农民聚拢起来搞生产,管理完全跟不上节奏,最终给农业发展带来的,只有无尽的消极影响。过去总说人民公社的优点是‘一大二公’,可二十多年实践下来,这所谓的优点根本无从体现。‘大’,说的是生产规模庞大,一个公社动辄几万人。但规模大就一定好吗?倘若如此,为何家家户户过日子,总是分家单过,而非死守庞大家族?至于‘公’,强调公有化程度高,可结果呢?权力高度集中,基层生产单位毫无自主权,生产没个责任制,分配还搞平均主义。这样的制度,非但没能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,反而像一盆冷水,浇灭大家的积极性。那些起早贪黑劳作的农民,心里满是委屈。年轻的抱怨:‘我年纪小,可干活一点儿没偷懒,别人锄一垄地,我也锄一垄,凭啥他们一天记 10 工分,我就只有 8 工分?’同龄的人也不服气:‘同样是干活,有人勤快能干,有人磨洋工,可最后拿的工分一样多,这公平吗?’更有人忿忿不平:‘凭啥有些人家劳力少、工分少,就因为孩子多,分的粮食反而多?’农民们气不过,编出顺口溜‘东战西战,不如生个肉蛋’,这有闹,人口盲目增长,后续又得搞计划生育,引发多少麻烦!”
高书记顿了顿,端起水杯喝口水,见众人听得全神贯注,话语愈发激昂:“农民们最寒心的,是辛辛苦苦干一年,到头来分红时口袋空空。长此以往,谁还有劲儿干活?‘出工不出力’成了各生产队的顽疾。一开始还留点自留地,可这反让农民左右为难,既要应付集体劳动,又惦记自家那点地,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。天不亮就爬起来侍弄自留地,八点又得赶去参加集体劳动;傍晚六点收工,顾不上休息,又得往自留地跑,直到八点才回家吃饭。人的精力再旺盛,也经不住这折腾!大家自然把力气留着干自家活儿,集体劳动时就敷衍了事。后来把自留地全收了,本以为能让大家专心搞集体生产,结果呢?农民压根看不到自己的劳动和收获有啥关系,出工不出力的老毛病还是没改,农业生产又怎么能有起色?”
会场上响起零星的议论声:“确实如此!”“就是这个理儿!” 高书记停下话语,期待地望着众人,可待他一安静,议论声也戛然而止。他接着说: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这一改,农民们可乐坏了。劳动变得自由轻松,效率反而提高了。天热时,就早早下地,晌午回来歇着;晚上凉快,再接着干。过去在生产队,一年到头忙个不停,活儿还总也干不完;现在农忙时加把劲,闲时还能搞点副业赚外快,一年能比过去多歇两三个月。农闲时想外出打工,也不用层层审批,为工业发展输送大量劳动力。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,特色农产品、手工制品如雨后春笋冒出来,传统工艺也重新焕发生机。就说南方水稻产区,分田到户后,稻米品种丰富起来。过去只追求产量,种出来的米口感差;现在市场说了算,口感好的稻米,哪怕产量低,价格高,农民收入一点儿没少。以前生产队只知道种粮,现在农户盯着市场需求,农产品、水产品种类繁多,市场也热闹起来。说到底,人民公社就是个不切实际的‘拍脑袋’决策,看着美好,其实背离科学,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多少苦难。这样的制度,被时代淘汰是必然的!所以上级决定,撤销黄唐人民公社,设立黄唐乡。希望大家回去后,把这些道理给乡亲们讲透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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