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 年 1 月，本该是朔风如刀、滴水成冰的隆冬时节，却透着几分异样的温和。从冬至到小寒的半个月里，一场呼啸的西北风曾席卷而过，五六级的狂风裹挟着寒威，在夜间悄然降下厚厚积雪。皑皑白雪覆盖大地，给世界披上一层素白的绒毯。然而次日清晨，金灿灿的朝阳破云而出，阳光倾泻而下，那厚厚的积雪在日光的抚慰下，似春日消融的残冰，迅速化作涓涓细流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庄稼人望着这奇特的景象，半开玩笑地调侃：“莫不是改革开放的春风，连冬天的脾气也吹暖了？” 而科学家们严谨地解释，这是 “温室效应” 在作祟。
黄唐公社会议室里，平日总是板着一张严肃面孔的高书记，嘴角此刻罕见露出微笑，这抹笑意落在这庄重严肃的会场，更显得意味深长。他尚未开口，与会众人隐隐察觉到，今日必有一桩非同寻常的喜事。果不其然，高书记清清嗓子，郑重开口：“今天这场会议，主题只有一个 —— 撤销人民公社！散会之后，不，从现在起，黄唐公社这个名字就彻底成为历史，取而代之的，是黄唐乡！”
高书记的话语中，透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急切。虽说身为公社书记，可他对 “公社” 这个称谓，早已心生厌弃。此言一出，会场中绝大多数人既震惊又欣喜，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激动。但也有少数人面露疑惑，小声嘀咕：公社和乡镇，不是那批人管着同样的事儿？换个名头，又能有多大差别？
高书记目光扫视全场，神色愈发严肃：“人民公社自诞生之日起，注定走向终结。它违背了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强行将农民聚拢起来搞生产，管理完全跟不上节奏，最终给农业发展带来的，只有无尽的消极影响。过去总说人民公社的优点是‘一大二公’，可二十多年实践下来，这所谓的优点根本无从体现。‘大’，说的是生产规模庞大，一个公社动辄几万人。但规模大就一定好吗？倘若如此，为何家家户户过日子，总是分家单过，而非死守庞大家族？至于‘公’，强调公有化程度高，可结果呢？权力高度集中，基层生产单位毫无自主权，生产没个责任制，分配还搞平均主义。这样的制度，非但没能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，反而像一盆冷水，浇灭大家的积极性。那些起早贪黑劳作的农民，心里满是委屈。年轻的抱怨：‘我年纪小，可干活一点儿没偷懒，别人锄一垄地，我也锄一垄，凭啥他们一天记 10 工分，我就只有 8 工分？’同龄的人也不服气：‘同样是干活，有人勤快能干，有人磨洋工，可最后拿的工分一样多，这公平吗？’更有人忿忿不平：‘凭啥有些人家劳力少、工分少，就因为孩子多，分的粮食反而多？’农民们气不过，编出顺口溜‘东战西战，不如生个肉蛋’，这有闹，人口盲目增长，后续又得搞计划生育，引发多少麻烦！”
高书记顿了顿，端起水杯喝口水，见众人听得全神贯注，话语愈发激昂：“农民们最寒心的，是辛辛苦苦干一年，到头来分红时口袋空空。长此以往，谁还有劲儿干活？‘出工不出力’成了各生产队的顽疾。一开始还留点自留地，可这反让农民左右为难，既要应付集体劳动，又惦记自家那点地，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。天不亮就爬起来侍弄自留地，八点又得赶去参加集体劳动；傍晚六点收工，顾不上休息，又得往自留地跑，直到八点才回家吃饭。人的精力再旺盛，也经不住这折腾！大家自然把力气留着干自家活儿，集体劳动时就敷衍了事。后来把自留地全收了，本以为能让大家专心搞集体生产，结果呢？农民压根看不到自己的劳动和收获有啥关系，出工不出力的老毛病还是没改，农业生产又怎么能有起色？”
会场上响起零星的议论声：“确实如此！”“就是这个理儿！” 高书记停下话语，期待地望着众人，可待他一安静，议论声也戛然而止。他接着说：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这一改，农民们可乐坏了。劳动变得自由轻松，效率反而提高了。天热时，就早早下地，晌午回来歇着；晚上凉快，再接着干。过去在生产队，一年到头忙个不停，活儿还总也干不完；现在农忙时加把劲，闲时还能搞点副业赚外快，一年能比过去多歇两三个月。农闲时想外出打工，也不用层层审批，为工业发展输送大量劳动力。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，特色农产品、手工制品如雨后春笋冒出来，传统工艺也重新焕发生机。就说南方水稻产区，分田到户后，稻米品种丰富起来。过去只追求产量，种出来的米口感差；现在市场说了算，口感好的稻米，哪怕产量低，价格高，农民收入一点儿没少。以前生产队只知道种粮，现在农户盯着市场需求，农产品、水产品种类繁多，市场也热闹起来。说到底，人民公社就是个不切实际的‘拍脑袋’决策，看着美好，其实背离科学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多少苦难。这样的制度，被时代淘汰是必然的！所以上级决定，撤销黄唐人民公社，设立黄唐乡。希望大家回去后，把这些道理给乡亲们讲透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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