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书记话音刚落，伊新德副书记接过话头，详细讲解撤销公社后，如何推广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联产承包经验，组织农业生产。
会议结束，马友志与众人踏上归途，大家步伐轻快，难掩心中喜悦，已然开始想象，将这消息带回村里时，乡亲们会是何等欢欣雀跃。同行的干部里，牛步太是唯一参与过互助组组建、人民公社创建的人。此刻，往昔的回忆如潮水涌来，那时的艰难抉择、无奈妥协，一一浮现眼前。其实他自己本不愿入社，可在当时，不入社就会被视作思想落后分子。就连党支部书记马友才，也因不愿入社，被撤职、开除党籍，还被当成阶级敌人批判，这样威慑，谁能不心生畏惧？
他还记得，当年去马京家动员入社，被马京指着鼻子痛骂：“你们这群骗子！当初说给穷人分土地，我们才拼命跟着干！我儿子轻信你们的话，跟着去打国民党，结果把命丢了！” 说着，老人涕泪横流：“我的儿啊，你咋就这么傻，白白送了命！” 又转头怒喝村干部：“我这地，是用儿子的命换来的！想要收走，先把我儿子还回来！” 说罢抄起扫帚就要打人，众人吓得落荒而逃。自那以后，再没人敢打他家土地的主意，直到 1970 年马京离世，土地才被收回。
回想建社之初，马友志与父亲、哥哥的态度截然不同，甚至还与哥哥划清界限。入社前的日子里，父亲整日紧锁家门，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面容憔悴、愁眉不展。母亲见状，只能轻声宽慰：“收就收了吧，反正这地也是从地主那儿分来的，就当没分过。再说又不是只收咱家的，大家一样。” 父亲唉声叹气：“人是自私的，给地的时候欢天喜地，现在要收回去，谁乐意？总说集体力量大，我看未必，种自家地和种集体地，能是一个心思吗？” 二哥与父亲想法一致，坚决反对高级社和人民公社，最终也因此丢了职务。
马友志比父兄更 “想得开”，他深知个人无法与时代洪流抗衡，唯有努力适应。他积极表现，紧跟形势，最终当上麻荒地的党支部书记。他心里明白二哥的话不无道理，但不敢像二哥那样公然反抗。这十六年的书记生涯，在外人眼中风光无限，其中的辛酸苦涩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早些年，虽说挂着村里一把手的名号，可实际大权掌握在工作组长龚志兵的手中。事情办好了，功劳是龚志兵的；出了差错，黑锅得他来背。后来，韩渊、史正义被枪毙，牛德功自杀，他虽身为书记，无力保护乡亲，满心是无奈与愧疚。
“文革” 结束后，他满心想着大干一场，好好规划村子发展，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钱一切都是空谈。归根结底，还得调动村民的劳动积极性，才能发展生产、振兴经济。可现实让他屡屡碰壁，但凡冒出点发展经济的新想法，就会被扣上 “资本主义” 的帽子。他心里清楚问题出在哪儿，那些憋在心里的话，如鲠在喉，不敢吐露分毫，生怕重蹈韩渊、史正义的覆辙。
而今日，高书记在会上的一番话，将他多年来想说不敢说的心里话，全说出来了。马友志只觉得心头的大石头轰然落地，前所未有的畅快涌上心头。他能感觉到，高书记与他心意相通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最早敢说出这些 “大实话” 的人，是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。这份勇气，要背负多大的政治风险，常人难以想象。
1980年6月18日，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们早上出工经过公社门口时，还看见人民公社的牌子端正挂着，中午回家时，惊讶发现牌子不见了：“向阳乡人民政府”取而代之。
谁都没想到，这“一摘一换”令世界瞩目。一场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将在中国农村掀起。《宪法》也得修改，数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因此改变。向阳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，从此得享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”的美誉。
向阳乡位于川西平原，境内一马平川，土地肥沃，水源丰富，得天独厚的都江堰自流灌溉，绝大部分农田是旱涝保收。改革开放前，这个理应是富庶之乡的好地方却是贫穷落后，一穷二白。民间流传向阳人生活状况举步维艰的顺口溜：“有女莫嫁向阳郎，吃稀饭浪打浪，住草房笆笆墙，走泥路弯又长。”建立人民公社20多年，向阳人均分配仅从68元增至74元。青黄不接时，三分之一的人到外乡借粮。不少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，人民群众苦不堪言，怨声载道。
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，看到百姓生活这么苦难，良心上感到十分愧疚，时常责备自己，也在寻求脱困途径。为了解基层情况，体察民心民意，他有空就骑着自行车到田间地头转悠。
常光南认为：“农业搞不好，说到底还是体制的局限性。”这个祸害，就是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，老百姓形象说：“瞎指挥的班子，大锅饭的架子。闲了筷子，饿了肚子。”大家心里很清楚，因为总是喝稀的，自然不用筷子了。人民公社已经病入膏肓，政治原因没人敢把真话说出来，它像一根鱼刺卡在常光南的喉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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