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日的北方城市,白日里暑气蒸腾,直到夜幕降临,才稍稍带来一丝凉爽。公安局侦查科的办公室里,气氛却比天气更加闷热。针对城北工厂区潜在敌特网络的调查,如同陷入了一片泥沼,明明能感觉到暗流的存在,却始终抓不住实质性的证据。周队长的眉头锁得更紧了,烟灰缸里的烟头堆积如山。
李振邦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但他并没有像无头苍蝇般只盯着案卷苦思冥想。他坚信,更深地扎根于群众,更有效地促进生产、改善民生,本身就是对敌特活动最有力的瓦解,也能为侦查工作开辟更广阔的线索来源。他将压力转化为更勤勉的奔走和更深入的思考。
林淑娴寄来的那几本手抄小册子,成了他宝贵的精神食粮和技术参考。在挑灯夜读的间隙,那些编译自苏联资料的、关于机械维护、冶金小窍门以及农业管理的零散知识,与他正在进行的实践不断碰撞出火花。他越发认识到,管理和技术同样重要,甚至在某些情况下,优化管理流程比单纯的技术改进更能释放生产力。
这天,他再次来到第三钢铁厂,恰好遇到原料场正在卸一车皮的铁矿石。场面有些混乱,工人们用铁锹人工卸货,尘土飞扬,效率低下,而且存在滑落伤人的风险。负责现场调度的是一名年轻的调度员,显然经验不足,指挥得有些手忙脚乱。
李振邦没有立刻上前指手画脚,而是静静地观察了十几分钟。他发现,问题主要出在组织上:没有明确的分工,工具摆放杂乱,工人体力消耗大但整体进度慢。
他找到雷队长和原料场的主任,提出了一个建议:“雷队长,主任,我看咱们这原料装卸,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方法?比如,能不能试试‘流水作业法’?”
“流水作业法?”雷队长和主任都愣了一下。这个词在当时的管理语境中,还比较新鲜。
“对,”李振邦借用了一些来自后世、也隐约在林淑娴编译的管理介绍中看到的概念,用最朴实的语言解释道,“就是把卸车这个过程拆成几个简单的步骤。比如,可以分成三组人:第一组专门在车皮上,负责用长柄耙子或者特制的铲子,把矿石扒到车皮门口;第二组在车皮门口下方,负责用铁锹将矿石转移到手推车或者传送带(如果条件允许)上;第三组负责将装满的车辆运到指定堆放点。这样分工明确,每个人只干一个环节的活,熟练度容易提高,工具也可以专用,还能减少来回跑动和等待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,车皮上的人不用直接往下扔重物,更安全。”
他还建议,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标识牌,划分出不同的作业区和工具存放区,实现定置管理。
原料场主任是位老工人出身,起初觉得这是“花架子”,不以为然。但雷队长听了,却若有所思。他经历过部队生活,对“组织”和“效率”有更直观的认识。“老张,我觉得李同志说得有道理!咱们以前打仗,讲究战术配合,不能一窝蜂往上冲。这搞生产,也是一个理儿!我看可以先在一个车皮上试试看!”
在雷队长的支持下,原料场半信半疑地在一个车皮上进行了试验。起初,工人们因为不习惯,显得有些别扭,效率反而似乎更慢了。但坚持了半个多小时后,优势逐渐显现:因为动作单一重复,体力消耗相对平均,疲劳感减轻;环节衔接顺畅后,整体的卸车速度明显提升;而且现场秩序好了很多,安全隐患也减少了。
一趟车皮卸完,比对之前的时间,竟然快了近三分之一!工人们也感觉比之前那种混乱的抢卸要轻松一些。原料场主任看着码放整齐的矿石和意犹未尽的工人,脸上露出了信服的笑容:“嘿!这‘流水作业’,还真有点门道!”
这件事给钢铁厂的管理层带来了不小的震动。他们开始意识到,提高生产效率,不仅仅要靠工人加班加点的“苦干”,这种优化流程的“巧干”同样重要,甚至效果更显着。雷队长趁热打铁,开始在厂里其他合适的环节,比如成品打包、设备巡检等方面,推广这种细化分工、明确责任的思想。
李振邦并未居功,他将这视为群众智慧的体现和自己学习过程的延伸。他的目光,再次投向了更广阔的田野。他宿舍后的那片试验田,玉米已经抽出了天花,豆子也开始爬蔓。通过持续的观察记录,他初步发现,适度放宽株距的玉米,植株明显更粗壮,叶片更浓绿,虽然单位面积株数少了,但单株长势更好,预计结出的棒子可能会更大。这印证了他关于合理密植的猜想。
他将这些观察记录整理成简单的对比图表,虽然数据粗糙,但一目了然。他带着这份图表,再次来到郊区那个合作社,找到了那位标记了“乌米”的老农。
“老伯,您看,这是我按不同间距种的玉米,长势确实不一样。您标记的那些好苗子,等秋收时,咱们一定好好比比,看它们的后代是不是真的更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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