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社日,山风拂过岭脊,百年老樟树冠如盖,枝叶摩挲出沙沙声响,仿佛低语着即将降临的纷争。
两村人马对峙于古树两侧,火把映照在脸上,映出焦灼与倔强。
东村族老拄杖怒喝:“此木护我祖坟风水,谁敢动一枝,便是掘我先人之墓!”西村里正拍案而起,手中地契高举:“官契明载此山属公林,伐薪分炭,合情合法!”话音未落,人群中已有年轻人抄起扁担,眼看械斗一触即发。
就在此时,灶膛火星轻爆,一名十岁童子从人群后缓缓走出,手中捧着一本油渍斑斑的小册子——《理塾童谣集》。
他不怯不惧,翻至一页,清声诵道:
“山木属公理,不认坟前姓;若要伐一枝,七社共议定。”
声音稚嫩,却字字如钉,敲进众人耳中。
四下骤然寂静。连风都似屏住了呼吸。
长老们面面相觑。
那童谣他们并不陌生。
月余来,村中妇孺洗衣做饭、采药织布,口中哼唱的正是这些短句。
起初只当是孩子游戏,谁料今日竟成断送之辞?
更令人惊异的是,这八句谣词,分明出自范如玉所编《理塾童谣集》,而其中“七社共议”之制,正是铅山三社推行“月报会”以来,以竹桩传信、民选账正的延伸之法。
“这……这是妇人小儿编的歌?”东村族老颤声问。
“可它讲的是理。”一个苍老声音响起。
张阿艾不知何时已立于场边,手中握着那根曾插于冻土的“理桩”,目光沉静,“你们争的是树,我们守的是规。规矩若乱,明日便有人抢你粮仓、占你水渠,到那时,又拿什么说理?”
人群骚动渐息。终于,两村长老互视良久,齐齐点头。
“设‘七社议木会’!”有人高呼。
竹片被迅速削好,每社推选一人,匿名投片于陶瓮。
一、二、三……七片皆书“留树”。
古樟得存,众人合力于树下修凉亭,题曰“共荫亭”。
孩童嬉笑攀枝,老人倚栏讲古,仿佛方才的剑拔弩张,不过是一场被歌谣轻轻拂去的尘埃。
数日后,范如玉召集“妇学夜课”的诸女于晒场旧棚。
烛光摇曳,映着一张张布满风霜却神采熠熠的脸庞。
她摊开《信田制》《论工册》等策本,轻声道:“条文刻在纸上,百姓记不住。可若化作歌谣,唱进锅灶、缝进衣襟呢?”
众妇心动,纷纷执笔。
一夜之间,《分水谣》《修堤谣》《账正谣》十二支新谣成稿。
她们剪碎旧围裙,将简图绣于布角:一条弯溪分三股,旁注“上取一,中取二,下游不涸”;一座堤坝绘七人抬石,下书“工轮七日,病者免役”。
更有巧手者,将《账正谣》密密缝入孩童书包夹层,针脚细密,如藏秘典。
不出数日,风波再起。
县吏下乡核税,见某村妇拒不交柴薪,怒而斥责。
妇人不慌不忙,解下围裙展开,指图道:“您看,分水有法,伐木有规,我村依《修堤谣》轮工三旬,抵税已足。”吏俯身细看,图示清晰,韵律暗合,竟无言以对。
另一处,少年持书包赴义仓换米,小吏疑其虚报劳役,翻开书包,见夹层内《账正谣》赫然在目,歌词与村录完全吻合,只得称米放行。
张阿艾闻之,大笑拍膝,对刘石孙道:“老哥,咱们当年拼死护竹桩,如今人家连裙子都能当凭据了!你说,这是不是比圣旨还灵?”
刘石孙默然伫立村口,望向那株幸存的老樟。
风过处,一片竹叶飘落肩头。
他轻轻拾起,指尖抚过叶脉,仿佛触到了某种无声的律动。
而在临安宫城深处,小内侍蜷身誊录房,灯花噼啪炸响。
他翻开厚厚一叠各地奏报,婺州、衢州、江西……凡推行“药劳代税”“月报通账”之地,无不附有民间童谣。
他逐一对照,心跳渐急——这些谣词节奏、用字、隐喻,竟与辛弃疾早年被弃之《美芹十论·安民篇》如出一辙!
他颤抖着取出私藏残稿,一字一句比对,终确认无疑:那曾被讥为“书生妄言”的治国策,早已化作炊烟里的歌、孩童口中的诗,在千家万户悄然生根。
他提笔,在册末悄悄写下:“灶火出策,野烟藏经。”随即另抄一卷,封面题曰《前朝女训遗篇》,悄然送入“民策司”典籍库。
半月后,御前议事。
有司奏请修订《户部水令》,主张依“童谣分水法”重划灌溉之序。
宋孝宗略一沉吟,竟点头准奏,朱批六字:“俚语含真,反胜空文。”诏令颁下:全国乡塾,须教唱“理谣”十二支,以为启蒙。
消息未至铅山,但山风已变。
某个深夜,刘石孙独坐渡口茅屋,窗外雨丝如织。
他取出一册手抄本,封皮无字,内页却工整誊录着《灶前治政谣》全文,另附童子竹判录、七十二社月报摘要。
他凝视良久,忽起身取来一只新陶瓮,未曾烧铭,亦无标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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