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风带着咸腥味，卷着细碎的沙粒，扑在我刚刷好的木招牌上。
招牌上的红漆是托渔船老大从镇上捎来的，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——晚晴杂货铺。
我退后两步，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。
身后传来晓宇脆生生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歪了！‘杂’字左边歪啦！”
我回头看他，七岁的小人儿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手里攥着一根捡来的树枝，正踮着脚尖比划。阳光落在他晒得微黑的脸蛋上，映出两团健康的红晕。
这是我们搬到岛上的第三个月。
三个月前，我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，牵着晓宇，站在这个连水泥路都没通的小渔岛码头，只觉得天地空旷，心里却奇异地踏实。
没有张守业的日子，没有无休止的争吵，没有那些“你懂什么”“少管闲事”的冷言冷语，连海风都透着自由的味道。
租下这间靠海的小破屋时，房东大娘看着我带着个孩子，叹了口气，把租金压到了最低：“姑娘，岛上日子苦，你一个人……”
我笑着摇头：“苦点好，苦点踏实。”
踏实。
这两个字，是我前半生从未有过的奢望。
嫁给张守业的十年，我活得像个陀螺。
他的衬衫永远要熨得笔挺，皮鞋要擦得锃亮，连他母亲的老花镜，镜腿松了都要我来修。家里的地板，每天要擦三遍，他说有一点灰尘都碍眼；他应酬回来的脏衣服，不管多晚，我都得连夜洗出来，不然第二天他就会皱着眉说“穿出去丢面子”。
我以为，我掏心掏肺地守着这个家，守着他，总能捂热他的心。
直到那天，他带着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回家，轻飘飘地扔给我一张离婚协议书。
“晚晴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”他说，“你太沉闷，太无趣，跟你过日子，像喝白开水。”
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伺候了十年的男人，看着他衬衫领口我早上刚熨出的平整线条，突然就笑了。
原来，我十年的付出，在他眼里，不过是一杯寡淡的白开水。
他甚至没问过我，要不要带走晓宇。
也是，在他心里，晓宇从来都不是他的骄傲，只是他“创业阶段”的累赘。
我没哭，没闹，只签了字，带着晓宇，净身出户。
离开那个城市的那天，天阴沉沉的，晓宇拉着我的手，小声问：“妈妈，爸爸不要我们了吗？”
我蹲下来，摸着他的头，告诉他：“不是爸爸不要我们，是我们不要他了。我们要去一个有海的地方，过我们自己的日子。”
岛上的日子，确实苦。
最初的一个月，我们娘俩靠着泡面和咸菜度日。我白天去码头帮渔船卸货，扛着沉甸甸的鱼箱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；晚上就坐在昏黄的灯下，缝补那些被渔网勾破的帆布袋，赚点零碎的手工钱。
晓宇比同龄的孩子懂事。他从不吵着要玩具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就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，写完了就帮我择菜、洗碗，甚至学着用小扫帚打扫屋子。
有天晚上，我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，迷迷糊糊间，感觉有小手在帮我捶背。我睁开眼，看见晓宇踮着脚尖，小拳头一下一下，轻轻地落在我的背上，眼神里满是心疼。
那一刻，我所有的委屈和疲惫，都化作了滚烫的眼泪。
也是那天晚上，我下定决心，要开一家小杂货铺。
岛上的渔民出海一趟，少则半个月，多则一个月，每次回来，都要跑到十几里外的镇上买生活用品，很不方便。我要是在这里开个杂货铺，卖些油盐酱醋、毛巾牙刷、渔网针线，应该能糊口。
说干就干。
我把攒下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，又跟房东大娘借了一点，勉强凑够了本钱。
进货的路，比我想象的更难。
岛上没有班车，我只能搭渔船去镇上。天不亮就出发，坐在颠簸的渔船上，海风刮得脸生疼。到了镇上，我就拖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，一家一家地跑批发市场，对比价格，挑选货物。
那些沉甸甸的货物，都是我自己扛上船，再扛下船，一步步拖回小破屋的。
有一次，我扛着一箱酱油，脚下一滑，摔在了沙滩上。酱油瓶碎了大半，褐色的液体溅了我一身，咸涩的海水混着玻璃碴子，扎得我的手心生疼。我坐在沙滩上，看着破碎的酱油瓶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突然就觉得，好难啊。
可是，当我抬头看见晓宇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纸巾，眼眶红红的，却强忍着没哭，我就又咬着牙，爬了起来。
我不能倒下。
我是晓宇的天。
杂货铺开张的那天，没有鞭炮，没有花篮，只有房东大娘送来的一篮鸡蛋，和几个相熟的渔民，凑钱买的一块牌匾——就是我亲手刷漆的那块，歪歪扭扭的“晚晴杂货铺”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生意竟然比我想象的好。
渔民们都很淳朴，他们说，我这里的东西，价格和镇上一样，质量也不差，最重要的是，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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