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刚收尾,麻明福的调令就来了。电报上的字墨还新鲜,他捏着纸的手却直冒汗——北方工业基地,听着就够偏的,据说冬天能冻掉耳朵。
“去不去?”他把电报往赵佳贝怡面前一推,军靴在地板上蹭出点声响。窗外的梧桐叶黄了,飘得满地都是,像谁撒了把碎金子。
赵佳贝怡正给“梓桐膏”配方做最后调整,药膏的草药味混着松节油的香。她抬头看他,眼里笑出了细纹:“你去哪,我去哪。忘了?当年说好了,你开你的矿,我治我的病。”
麻明福的耳尖腾地红了。那是在太行山里,他腿上中了弹,她蹲在雪地里给他取碎片,血染红了半条围巾。他疼得龇牙咧嘴,却嘴硬说“等胜利了,我去开铁矿,给国家炼钢”。她当时笑他吹牛,说“那我就去矿上开诊所,专给你治跌打损伤”。
没想到,一句戏言,成了真。
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,又换了两趟卡车,才到地方。车刚停稳,赵佳贝怡就被风灌了一嘴沙。眼前的城市像块没雕琢的石头,到处是脚手架,烟囱冒着黑烟,工人们扛着钢钎往工地方向跑,喊着号子,震得地皮都颤。
“这就是咱以后的地盘。”麻明福指着远处的高炉,眼里闪着光。他现在是基地安全科的头,军装袖口还沾着煤渣,刚从工地上过来。
市人民医院在个旧教堂里,十字架早就拆了,留下个光秃秃的木头架子。门诊室就两间,摆着三张破病床,床单洗得发灰,还打了补丁。唯一的医生是个老中医,戴着老花镜,正给个工人拔火罐,罐口的灰落在病人背上,像撒了把土。
“赵院长,您可算来了!”老中医看见她,激动得差点把火罐掉地上,“昨天有个工人被钢水烫了,我这儿连点像样的烫伤药都没有……”
赵佳贝怡的心揪了一下。她打开带来的药箱,把改良过的“梓桐膏”拿出来——这方子是她根据王梓桐留下的草药笔记改的,加了地榆和黄连,治烧伤感染特别管用。“先把这个用上,我去看看能改出间手术室不。”
教堂后面有间废弃的储藏室,堆满了破椅子和空酒瓶。赵佳贝怡挽起袖子就干,麻明福带着几个工人过来帮忙,把杂物清出去,用石灰水刷墙,窗户蒙上塑料布。“这屋朝南,光线好,改改能用。”他抡着锤子钉木头,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掉,砸在地上洇出小水点。
缺设备是个大难题。没有无影灯,赵佳贝怡就让人把汽车大灯拆下来,架在木架上;没有手术床,就用门板垫上棉花胎,绑在长条凳上;最愁的是消毒锅,她琢磨了半宿,把缴获的日军行军锅洗干净,架在煤炉上烧,蒸汽呼呼地冒,倒也能用。
“赵院长,这能行吗?”小护士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抖,她看着眼前这台简陋的设备,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。她刚刚从卫校毕业,对于这种紧急情况和这些所谓的“土设备”,她感到手足无措,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
“咋不行?”赵佳贝怡的声音坚定而有力,她正在给手术刀消毒,酒精棉球在刀刃上轻轻擦拭,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坚毅,“当年在战壕里,就着月光都能做手术。现在有屋顶有炉子,条件强多了。”她回忆起淞沪战场的艰苦岁月,她蹲在弹坑里给伤员进行截肢手术,麻明福举着火把给她照亮,火光映照着他满是烟灰的脸庞,那光芒甚至比现在的汽车大灯还要明亮。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医疗条件极其有限,但赵佳贝怡和她的同事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艺,克服了重重困难。她记得有一次,一个年轻的士兵因为腹部中弹而生命垂危,没有足够的麻醉药,她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手术。在那个没有现代医疗设备的环境下,她用最简单的工具,凭借自己的双手和经验,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。
工人多,工伤就多。今天是被砸伤了腿,明天是被烫伤了胳膊,还有的长期挖矿,得了矽肺病,咳得直不起腰。赵佳贝怡带着人下车间,给机器装上防护栏,给矿工发放口罩,还在厂里办起夜校,教大家如何处理小伤口,如何预防职业病。
“这机器得装个挡板,不然容易绞着衣服。”她蹲在冲床旁边,铅笔在本子上画着草图,声音几乎被机器的轰鸣声所淹没。麻明福就站在她身后,拿着尺子仔细地量着尺寸,眉头紧锁,显得十分专注:“明天就让人改,必须保证安全。”
他现在负责安全工作,而她则负责医疗方面,两人配合默契,就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。他下井检查安全设施,她就跟着去给矿工们做体检;她在夜校讲课,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后排,认真地听讲,记下哪些地方容易出事故,然后回头就去进行整改。
晚上回到宿舍,两人坐在小马扎上,就着煤油灯研究图纸。麻明福的手指在采矿图上划过:“这里的巷道太窄,得拓宽,不然容易塌方。”赵佳贝怡就在旁边认真记录:“塌方最容易伤着脊柱,得备足夹板和消炎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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