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刚收尾，麻明福的调令就来了。电报上的字墨还新鲜，他捏着纸的手却直冒汗——北方工业基地，听着就够偏的，据说冬天能冻掉耳朵。
“去不去？”他把电报往赵佳贝怡面前一推，军靴在地板上蹭出点声响。窗外的梧桐叶黄了，飘得满地都是，像谁撒了把碎金子。
赵佳贝怡正给“梓桐膏”配方做最后调整，药膏的草药味混着松节油的香。她抬头看他，眼里笑出了细纹：“你去哪，我去哪。忘了？当年说好了，你开你的矿，我治我的病。”
麻明福的耳尖腾地红了。那是在太行山里，他腿上中了弹，她蹲在雪地里给他取碎片，血染红了半条围巾。他疼得龇牙咧嘴，却嘴硬说“等胜利了，我去开铁矿，给国家炼钢”。她当时笑他吹牛，说“那我就去矿上开诊所，专给你治跌打损伤”。
没想到，一句戏言，成了真。
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又换了两趟卡车，才到地方。车刚停稳，赵佳贝怡就被风灌了一嘴沙。眼前的城市像块没雕琢的石头，到处是脚手架，烟囱冒着黑烟，工人们扛着钢钎往工地方向跑，喊着号子，震得地皮都颤。
“这就是咱以后的地盘。”麻明福指着远处的高炉，眼里闪着光。他现在是基地安全科的头，军装袖口还沾着煤渣，刚从工地上过来。
市人民医院在个旧教堂里，十字架早就拆了，留下个光秃秃的木头架子。门诊室就两间，摆着三张破病床，床单洗得发灰，还打了补丁。唯一的医生是个老中医，戴着老花镜，正给个工人拔火罐，罐口的灰落在病人背上，像撒了把土。
“赵院长，您可算来了！”老中医看见她，激动得差点把火罐掉地上，“昨天有个工人被钢水烫了，我这儿连点像样的烫伤药都没有……”
赵佳贝怡的心揪了一下。她打开带来的药箱，把改良过的“梓桐膏”拿出来——这方子是她根据王梓桐留下的草药笔记改的，加了地榆和黄连，治烧伤感染特别管用。“先把这个用上，我去看看能改出间手术室不。”
教堂后面有间废弃的储藏室，堆满了破椅子和空酒瓶。赵佳贝怡挽起袖子就干，麻明福带着几个工人过来帮忙，把杂物清出去，用石灰水刷墙，窗户蒙上塑料布。“这屋朝南，光线好，改改能用。”他抡着锤子钉木头，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掉，砸在地上洇出小水点。
缺设备是个大难题。没有无影灯，赵佳贝怡就让人把汽车大灯拆下来，架在木架上；没有手术床，就用门板垫上棉花胎，绑在长条凳上；最愁的是消毒锅，她琢磨了半宿，把缴获的日军行军锅洗干净，架在煤炉上烧，蒸汽呼呼地冒，倒也能用。
“赵院长，这能行吗？”小护士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抖，她看着眼前这台简陋的设备，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。她刚刚从卫校毕业，对于这种紧急情况和这些所谓的“土设备”，她感到手足无措，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
“咋不行？”赵佳贝怡的声音坚定而有力，她正在给手术刀消毒，酒精棉球在刀刃上轻轻擦拭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坚毅，“当年在战壕里，就着月光都能做手术。现在有屋顶有炉子，条件强多了。”她回忆起淞沪战场的艰苦岁月，她蹲在弹坑里给伤员进行截肢手术，麻明福举着火把给她照亮，火光映照着他满是烟灰的脸庞，那光芒甚至比现在的汽车大灯还要明亮。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医疗条件极其有限，但赵佳贝怡和她的同事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艺，克服了重重困难。她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士兵因为腹部中弹而生命垂危，没有足够的麻醉药，她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手术。在那个没有现代医疗设备的环境下，她用最简单的工具，凭借自己的双手和经验，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。
工人多，工伤就多。今天是被砸伤了腿，明天是被烫伤了胳膊，还有的长期挖矿，得了矽肺病，咳得直不起腰。赵佳贝怡带着人下车间，给机器装上防护栏，给矿工发放口罩，还在厂里办起夜校，教大家如何处理小伤口，如何预防职业病。
“这机器得装个挡板，不然容易绞着衣服。”她蹲在冲床旁边，铅笔在本子上画着草图，声音几乎被机器的轰鸣声所淹没。麻明福就站在她身后，拿着尺子仔细地量着尺寸，眉头紧锁，显得十分专注：“明天就让人改，必须保证安全。”
他现在负责安全工作，而她则负责医疗方面，两人配合默契，就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。他下井检查安全设施，她就跟着去给矿工们做体检；她在夜校讲课，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后排，认真地听讲，记下哪些地方容易出事故，然后回头就去进行整改。
晚上回到宿舍，两人坐在小马扎上，就着煤油灯研究图纸。麻明福的手指在采矿图上划过：“这里的巷道太窄，得拓宽，不然容易塌方。”赵佳贝怡就在旁边认真记录：“塌方最容易伤着脊柱，得备足夹板和消炎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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