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铃木一郎的死，如同一盆冰水，浇在明渊看似稳步推进的计划之上。那未佩戴军衔的神秘访客，抽屉暗格中带有齿轮图案的灰烬，都清晰地指向渡边芳雄及其背后组织的冷酷与高效。这不是政治倾轧，而是更接近某种黑暗仪式后的清理现场，带着非人的决绝。
灭口，是为了保密，也是为了警告——警告所有可能触及核心秘密的人，包括他明渊。
这非但没有让他退缩，反而激起了他更深的警惕与斗志。他意识到，与“齿轮”或“守夜人”这类存在的纠缠，将是漫长而凶险的，他必须拥有更稳固的根基，更强大的力量，无论是世俗的权力，还是对超常事物的理解与掌控。
而世俗权力的基石，在于人。
他暂时将笔记本和铃木死亡的疑云压下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巩固和扩大那初具雏形的“藤原派阀”上。高桥信彦和石田俊夫的成功庇护，证明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。现在，他需要将这个模式系统化，将零散的“种子”，浇筑成一块坚固的权力基石。
他的目光，越过农林省和大藏省，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，寻找那些能在未来支撑起他宏图的关键支柱。
二
在商工省（原军需省部分职能并入），他注意到了伊藤博文。此名与那位明治元老相同，但此人却是一位年仅三十五岁的机械工学专家，曾主导过几家大型民营机械厂转为军需生产的“噩梦”过程。材料显示，他并非狂热分子，而是在军方高压下，以惊人的技术和管理能力，勉强维持着生产线的运转，并暗中利用品控标准，拖延和降低了不少劣质武器的产量。战后，他因这段经历被列为审查对象，整日惴惴不安。
明渊看中了他卓越的工业管理能力和在产业界残留的人脉。他在咨询小组中，将伊藤描绘成一个“在极端环境下仍努力维持基本工业底线、其管理经验对战后产业重建至关重要”的技术官僚，成功将其从整肃边缘拉回，安排进了新成立的“产业复兴恳谈会”。
在运输省（涵盖海运、铁路），他锁定了佐久间胜。一位经验丰富的航运调度专家，战争期间负责协调危险的南洋物资运输船队。指控材料称他“效率低下”，但明渊通过交叉信息发现，佐久间曾多次利用职权，故意“错配”航线或拖延装船，变相保护了数支船队免于被美军潜艇猎杀。这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、用消极方式反抗战争的能吏。明渊以“其调度经验对恢复日本生命线至关重要，且其行为显示出潜在的反战倾向”为由，力保其过关，并将其推荐到正在重组的“海运重建规划室”。
他甚至将触角伸向了文部省（教育部）。中村律子，一位四十岁的女性教育学者，战前曾留学美国，因公开批评军国主义教育政策而遭到打压，战争期间被边缘化，在地方中学任教。她的“问题”在于其“亲美”背景和“不合时宜”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。明渊则向GHQ民政局的文教顾问大力推荐，称中村是“日本教育界罕见的、真正理解民主教育精髓的人才”，是推行教育改革的绝佳“样板”和执行者。很快，中村律子被调入文部省，参与新教材的编纂工作。
每一个案例，明渊都处理得如同精巧的外科手术。他精准地拿捏着GHQ的底线与需求，总是能从一堆负面材料中，挖掘出目标的“闪光点”和“可利用价值”，并用符合GHQ价值观的语言包装起来。他的建议，往往能让那些纠结于“非黑即白”整肃逻辑的美军官员感到豁然开朗，仿佛找到了在废墟中淘金的妙法。
三
权力的网络，在一次次成功的庇护中，悄然织就。
明渊并没有急于将这些被他保护下来的人聚集起来。那太过显眼，也容易引发GHQ的警觉。他采用的是更隐蔽、更牢固的单线联系模式。
他会不定期地，通过绝对安全的渠道（通常是松本或一两个最早吸纳、经过考验的核心“种子”），向这些分散在各部省的人传递一些经过筛选的GHQ政策动向信息，或是对未来某个领域发展趋势的“个人研判”。这些信息，往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在新环境中立足，甚至抓住一些稍纵即逝的机会。
他偶尔也会在他们遇到新的工作难题时，给予一些不着痕迹的“点拨”或“资源引荐”（通过他日益广阔的GHQ人脉）。这些帮助，总是来得恰到好处，雪中送炭，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“藤原顾问”的依赖与感激。
更重要的是，明渊开始有意识地引导他们的思想。在少数几次极其隐秘的面对面交流中（地点通常选在藤原宅邸修缮中的某个偏室，或某个不引人注目的茶室），他会与他们探讨日本未来的出路。他从不直接表露自己的终极身份和目的，而是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智者姿态，阐述他对于“和平重建”、“经济自立”、“与邻国和解”的必要性，潜移默化地将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、更具建设性和前瞻性的世界观，植入他们的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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