顺天府后衙的一间僻静厢房，临时充作了拘押之所。虽非阴暗牢狱，也无枷锁加身，但门窗皆有衙役把守，行动受限，于何宇而言，已是穿越以来所遇最大的困厄。屋内陈设简单，一床一桌一椅，窗外可见一方狭小庭院，枯枝残雪，更添几分肃杀。然而，何宇神色却异常平静。他端坐椅中，目光沉凝，并非思索自身安危，而是飞速地剖析着眼前局势的根源与破解之道。
贾赦的构陷，根源在于私怨，其心可诛，但其手段卑劣，破绽不难寻。真正的凶险，在于此事已被忠顺亲王利用，上升到了“动摇国本”的政争高度。皇帝下旨“问明情由，不得用刑”，看似保全，实则将一副千钧重担压在了他一人肩上——他必须自证清白，且要证明自身所学所为非但无罪，反而于国有利。任何外在的营救，若没有他自身清晰有力的辩白作为根基，都可能被曲解为朋党相护，适得其反。
“《陈情表》……”何宇指尖轻叩桌面，心中已有定计。他需要一份足以震动朝野、既剖白心迹又展露才学抱负的雄文。不仅要驳斥诬蔑，更要借此机会，将“实学”的理念正面提出，若能获得皇帝哪怕一丝的认可，便是巨大的胜利，危机亦可化为转机。
他向看守的衙役索要了纸笔。衙役见其气度从容，不似寻常囚徒，又得上峰暗示此人背景特殊，不敢怠慢，很快便备齐了文房四宝。何宇铺开雪白宣纸，凝神静气，墨锭在砚台中徐徐研磨，乌黑的墨汁渐渐晕开，如同他脑海中逐渐清晰的思路。
首先，需直面指控，辟清“妖言惑众”之诬。他提笔蘸墨，落笔有力，开篇即言：
“臣宇，草莽微贱，本岭南寒士，遭逢离乱，辗转至京。蒙荣国府贾政不弃，延为西席，授业族中子弟。此乃政老爷怜才恤士之恩，臣宇虽肝脑涂地，难报万一。然近日闻有御史参劾，指臣‘妖言惑众，动摇国本’，臣闻之，惶悚莫名，寝食难安。此不独关乎臣一人之清誉，更牵涉贾府清名，乃至士林风气。臣不得不披肝沥胆，具表以陈，伏望陛下垂鉴。”
姿态谦卑，先谢恩，再点明事态严重性，将个人安危与贾府声誉、朝廷风气捆绑，引人重视。
接着，他详细阐述教学内容和目的，将“格物致知”与圣贤之道紧密联系：
“臣之所教，首重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使子弟明人伦，知礼仪，此乃根本，不敢或忘。然圣贤亦云‘格物致知’，又云‘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’。臣以为，格物者，非仅穷究书本，亦当探究万物之理。故于经义之余，引子弟观天象以知节气变迁，察地理以明疆域险要，习算学以通经济之道，辨草木以晓民生之需。此皆欲令其知，圣人之道，非空谈虚理，必落实于日用行常、经世济民之间。昔孔子教弟子六艺，射、御、书、数，皆实用之学。臣之所为，不过效古圣先贤遗意，焉敢称‘妖言’？”
引经据典，将数学、地理、天文等“实学”纳入孔子“六艺”传统，赋予其合法性，驳斥“离经叛道”之说。
针对“海外奇谈”的指责，他巧妙应对：
“至若谈及海外风物，臣亦非凭空杜撰。太史公《史记》有《货殖列传》、《大宛列传》，班固《汉书》有《地理志》，皆载异域山川物产。唐有玄奘西行取经，明有郑和七下西洋，皆欲广见闻，通有无。臣偶有提及，意在开阔子弟眼界，使其知天外有天，不敢坐井观天，滋生骄矜之气。且所言皆有《坤舆万国全图》、《职方外纪》等图籍为据，岂是虚妄‘奇谈’？”
以史为证，将了解海外世界与历史上的开放探索精神相联系，化解保守派的攻击。
对于最恶毒的“动摇国本”的指控，他更是掷地有声：
“或有言臣之学，足以动摇国本。臣诚惶诚恐！臣以为，国本之固，在于民心，在于吏治，在于武备，在于仓廪。算学可清账目、核田亩、助营造，使吏治清明，国库充盈；地理可明险要、察敌情、利漕运，使武备修整，疆土永固；格物可兴农工、利舟车、强军械，使民生富足，国威远扬。若此等学问能强国富民，正是巩固国本，何来动摇之有？若固守章句，鄙薄实务，致使士人徒知空谈，不通世务，方是真正堪忧！”
此言将“实学”直接提升到巩固国家根基的高度，反将一军，指责反对者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。
最后，他表明心迹，恳请明察：
“臣一介寒微，蒙贾政知遇，唯思竭尽驽钝，教子弟以实学，期其将来能为国效力。臣与贾芸姑娘，乃患难之交，合伙经营，账目清晰，皆为自立，从无借势敛财之行，天地可鉴。今遭此不白之冤，毁誉事小，若因此使实学蒙尘，阻寒士报国之门，臣死不足惜！伏乞陛下天恩，垂怜臣一片赤诚，敕下有司，明查暗访，若臣有一字虚言，甘受极刑。若蒙昭雪，臣愿继续钻研实学，培养人才，以报陛下于万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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