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宇那番关于“官督商办”的详尽奏对，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，在皇极殿内激起了更为汹涌的暗流。其思路之新颖，考虑之周详，尤其是对朝廷财政的体恤，都让端坐于九龙御座之上的夏景帝，心中那杆权衡利弊的天平，发生了明显的倾斜。然而，正是这份“新颖”与“周详”，触动了保守势力最敏感的神经，让他们感到了比单纯理念冲突更深的恐惧——一种旧的利益格局可能被颠覆的恐惧。
短暂的哗然与交头接耳之后，不等夏景帝对何宇的“官督商办”方案做出任何评断，一位身着二品锦鸡补服、面容清癯的老臣便颤巍巍地出列，手持玉笏，声音因激动而带着些许尖锐：“陛下！臣，礼部右侍郎周廷儒，有本奏！”
夏景帝目光微动，淡淡道：“讲。”
周廷儒深吸一口气，仿佛积蓄了全身的力气，指向何宇：“陛下！何宇此议，名为‘官督商办’，实则是要将圣人之学的清净之地，变为商贾逐利之市集！此例一开，后患无穷！今日学堂可招商股，明日太学是否亦可？国子监是否亦要论银两多寡取士？长此以往，礼崩乐坏，斯文扫地！朝廷颜面何存？士子气节何在？！这绝非危言耸听，乃是关乎国体、关乎士林风骨之大事！臣恳请陛下，万万不可听信此等蛊惑之言！”
他这番话，将争论的焦点从“实学是否有用”再次拉高到了“道统尊严”的层面，试图用宏大的道德罪名来压制何宇务实的方案。
何宇尚未回应，另一位都察院的御史立刻跟进，他年轻气盛，言辞更为激烈：“陛下！周大人所言极是！何宇口口声声为朝廷省帑银，其心可诛！他自家便是巨贾，‘玉楼春’、‘速达通衢’日进斗金，为何不自掏腰包办学，偏要弄这‘商办’的名堂？分明是欲借朝廷之名，行为自家商号张目、甚至垄断未来格致之学产出之实！其心叵测，与民争利至此，岂是忠臣所为？臣疑其办学是假，借机敛财、结党营私是真！”
这几乎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动机揣测，将何宇的商业成功直接等同于其办学主张的原罪。
龙椅上的夏景帝，冕旒微微晃动，看不清具体神情，但并未出言制止，似乎有意让这场辩论更加充分。
何宇心知，此刻若纠缠于道德指责和动机揣测，必将陷入无休止的口水战。他必须将话题拉回到具体利弊的探讨上。他再次向御座方向躬身，声音清晰而沉稳：“陛下，周大人、王御史所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臣请问，若依古礼，孔子设教授徒，亦收束修十条干肉，此是否为‘利’？为何先圣收得，今日学堂为维持运转，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，便成了‘斯文扫地’？此非臣诡辩，实乃事有经权之别。如今国用不足，边饷、河工处处需银，若能为朝廷省下数千两银子，办成一件于国有利之事，即便担些物议，臣亦认为值得！”
他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引用孔子事例，巧妙化解了“谋利”的指责，接着再次强调为国家省钱的初衷，姿态放得很低。
“至于王御史疑臣借机为自家商号张目，”何宇转向那位年轻御史，目光坦然，“臣方才已言，所有账目公开，接受朝廷督察。且参股者绝非臣一家，‘玉楼春’、‘速达通衢’不过其中之一。若陛下恩准，臣可立下军令状，臣及臣关联商号，绝不从学堂谋取一分额外之利，若有违逆，甘受重典！反之，若学堂果真能产出利国利民之物，其制造发售之权，亦当由朝廷定夺，或竞标，或官营，绝无私相授受之理！臣之心，可昭日月，只在强国，不在谋私！”
这番表态，掷地有声，尤其是“立下军令状”之语，显示了他极大的信心和诚意。一些中间派的官员闻言，不禁微微颔首。毕竟，空谈道德容易，愿意立下军令状承担实际责任的，却是极少。
“强词夺理！”一位须发皆白、身着仙鹤补服的一品大员，内阁次辅刘一燝，终于缓缓开口。他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久居上位的威严，“何将军，纵使你巧舌如簧，亦难掩其弊。学问之道，贵在专一，贵在潜心。一旦与银钱挂钩，学子心性必然浮躁，教习授业难免趋利。今日可因银钱而来，明日亦可因银钱而往。如此学风，如何能培养出砥柱中流之才？只怕培养出的，尽是些锱铢必较的账房先生！这与朝廷养士选才的初衷，岂非南辕北辙？”
刘阁老的话，点出了另一个关键担忧——学风问题。这确实触及了教育本质的一个深层矛盾，比单纯的道德指责更有分量。
何宇深吸一口气，知道遇到了真正的对手。他恭敬地向刘一燝行了一礼：“刘阁老教诲的是。学风确为办学根本。然臣以为，学风之清浊，关键在于引导与规矩，而非全然隔绝于世。朝廷设学规，严考核，重品行之甄别。若学子因慕实学之利国利民而来，因刻苦钻研而有所成，朝廷因其才而用之，使其学有所用，用有所酬，此乃正途，何来浮躁之说？反之，若只知空谈性理，皓首穷经，于国于民毫无裨益，即便心性看似沉静，于国家而言，岂非亦是虚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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